文章总结： 报告揭露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系统使用Gospel、Lavender、Where’sDaddy?等AI系统，37万目标半自动识别，误差约一成，极少量人工复核即授权轰炸，致5.2万巴人死亡，其中1.74万为儿童；谷歌、亚马逊、微软通过ProjectNimbus等提供云与面部识别，Meta数据被疑用于定位，企业压制内部抗议，行为涉嫌助长种族灭绝并违反区分比例原则，呼吁国际刑事追责与禁用相关AI武器。 综合评分： 88 文章分类： 威胁情报,AI安全,政策法规,数据安全,安全大事件

【资料】死亡算法：AI如何助长以色列在加沙的大规模屠杀

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2025年8月17日 11:14 美国

死亡算法：AI如何助长加沙的大规模杀戮

17400 名儿童被杀

25600 名男性被杀

9000 名女性被杀

从2023年10月7日至2025年5月初，共计52000巴勒斯坦人被杀

以色列占领当局将人工智能 (AI) 作为监控、控制和军事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工具，其使用远早于对加沙地带的全面攻击。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将先进的 AI 技术纳入旨在监视、压制和武器化巴勒斯坦平民生活的行动中。将 AI 整合到致命武器系统中，导致被占领土上广泛且持续的人权侵犯。

2019 年，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情报部门8200部队下成立了一个目标识别单位。该单位由现役和预备役士兵组成，主要负责加沙地带的行动，标志着军事目标识别过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2021 年 5 月，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进攻成为其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以色列媒体将其描述为首次大规模使用 AI 进行作战行动。然而，最广泛和最具破坏性的技术应用发生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开始的持续攻击中。自那时起，以色列军队使用 AI 系统在加沙识别了超过 37000 个目标——这一数字反映了自动化目标识别的惊人升级。AI 驱动系统的使用，结合高度破坏性的常规武器，极大地加剧了破坏的规模，导致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并引发了紧迫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本报告调查了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重点是当前在加沙的战争。研究了部署的 AI 技术类型，探讨了这些系统如何被用于大规模暴力，确定了支持以色列 AI 军事基础设施的关键行为者和机构，并考虑了这些做法在国际人道法和刑法下的影响。本报告旨在揭示加沙的严峻现实，并突出巴勒斯坦被拘留者所遭受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犯行为。

1.人工智能系统在种族灭绝中的应用

1.1 “福音”（Gospel）系统：AI驱动的目标选择和攻击授权

以色列占领部队在其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部署的最突出的AI驱动技术之一是“福音”（Gospel）目标系统。该系统旨在识别被视为合法目标的建筑物，通过处理大量情报，半自动地生成可执行的打击选项。人类的参与被最小化，仅限于在目标提交给指挥官进行批准或拒绝之前的最终验证步骤。

该系统从多种来源获取情报，包括卫星图像、无人机录像和社交媒体活动。它通过一种称为“概率推理”的技术运行，通过该技术在大型数据集中识别模式。与已知战斗人员特征相似的个人或可能地点，这些潜在目标可以通过“火柱”（Pillar of Fire）这一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直接传输到军事指挥官的移动设备上。该系统在10到12天内识别出大约200个目标。这一过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指挥官在执行行动前完全了解预计的平民伤亡。在充分了解潜在的人道主义影响的情况下批准这些打击，反映了有计划和预谋的策略，这强烈表明有灭绝种族的意图。

1.2 “薰衣草”（Lavender）计划：算法定位与平民伤亡

另一个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主要人工智能系统是“薰衣草”（Lavender）计划。薰衣草（Lavender）使用机器学习算法为加沙居民分配一个“风险评分”，评估个人与武装组织有关联的可能性。根据这一评分——从0到100的范围内——军事官员设定阈值，以确定个人是否可以被归类为合法目标。

薰衣草（Lavender）已经导致数万名平民因算法预测而被列入打击名单。该系统分析来自监视数据的行为模式——例如无人机和安全摄像头的录像——以及可能从数字通信和社交媒体平台提取的信息。如果个人的行为与抵抗战士的行为模式相符，他们将被标记为潜在战斗人员。

然而，该系统依赖于概率模型而非经过验证的情报，这引入了显著的误差，估计至少为10%。

来自以色列军队内部的报告和承认显示，在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加沙攻势的前几周，薰衣草（Lavender）的输出结果几乎被当作绝对权威。士兵们被赋予广泛的权限。

在没有独立的人类验证的情况下，对AI生成的目标列表采取行动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政策实际上忽视了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如比例原则和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的原则。

薰衣草（Lavender）的广泛使用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包括整个社区的摧毁和整个家庭的消失。此外，关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参与也引发了担忧，这表明这些网络的监控数据可能被输入到目标算法中，引发了关于共谋的额外伦理和法律问题。

薰衣草（Lavender）技术的部署表明，系统性地依赖人工智能来执行致命行动，而人类监督极少——将加沙变成了自动化战争和大规模平民目标的实验室。

2.AI 战争的扩展：新技术和方法

2.1 “爸爸在哪里？”（Where’s Daddy?）：AI 定位家庭中的成员

“爸爸在哪里？”（Where’s Daddy?）系统代表了以色列军队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一次重大升级。与早期的“福音”（Gospel）和薰衣草（Lavender）等项目不同，这项技术特别追踪个人，直到他们与家人在家，增加了平民大规模伤亡的可能性。

该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覆盖了加沙近 90% 的人口。使用一种算法，根据概率分析对个人进行 1 到 100 的评分，通过评估他们与武装组织的关联来识别“目标”。在大规模监控中，“关联”方法意味着无武装的平民可能会被错误地归类为威胁，导致致命的误杀。

“爸爸在哪里？”（Where’s Daddy?）的数据来源包括手机定位追踪、卫星和无人机影像、通过Google Photos等平台的人脸识别技术，以及通过WhatsApp、Instagram和Facebook（Meta平台）的社交媒体监控。来自加沙平民的证词显示，攻击往往发生在他们使用这些应用程序之后，这证实了以色列当局自己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无差别应用的报告。

系统中已报告的操作缺陷包括识别目标与执行攻击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这些缺陷导致了整个家庭被误杀而未能击中预定目标的情况。

此外，决定将个人置于监控或攻击名单上的有时是低级别军官，他们经常使用未制导的“蠢弹”（dumb）——进一步证明了有意且广泛地针对平民的政策。

这项技术的部署突显了以色列军队蓄意且预谋地实施构成国际法下种族灭绝行为的意图。

2.2 人工智能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除了针对个人，以色列军队还利用人工智能最大化平民伤亡，并系统性地摧毁加沙的城镇基础设施。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铁刺”（Iron Sting）导弹的使用——这是一种由以色列公司埃尔比特系统开发的激光和GPS制导迫击炮弹，首次在2023年10月部署于加沙。

先进的无人机，如TP 赫尔，赫尔墨斯900和赫尔墨斯450，也被大量用于监视、情报收集和精确打击。较小的无人机，如马特里克斯600和兰尼乌斯，配备了机枪和导弹，用于直接攻击。

最致命的工具之一是“四轴飞行器”无人机，被重新设计成一种能够进行高精度监视、追踪和定点杀戮的致命机器。这些无人机配备了高分辨率摄像头、窃听设备和爆炸物，在城市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其他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进攻系统包括装有炸药桶的遥控机器人——这些车辆被远程引导在平民住宅之间移动，以造成最大伤亡——以及装有自动机枪的监视起重机。这些起重机高度超过50米，悄无声息地跟踪并射击平民，使攻击来源难以被发现，增加了平民的恐惧感。

人工智能还被广泛用于生物特征监控。面部识别程序在未经加沙居民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并存档了他们的图像。这些程序可以在几秒钟内识别个人，基于以色列军队自2023年底开始秘密编纂的庞大数据库。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部署凸显了一种刻意的战略：将人工智能转变为多方面的种族灭绝武器。不仅人工智能系统被用来对平民实施致命打击，其有效性还得到了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谋支持，这将在本报告的下一节中探讨。

3.企业和国家在加沙种族灭绝期间

3.1使用人工智能的共谋

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袭击得到了外国政府和私营科技公司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领域。美国是这一支持的领头羊，近年来与以色列的密切联盟扩展到了网络安全、数据处理和AI系统方面的合作。这种不断深化的伙伴关系在2022年进一步正式化，突显了华盛顿在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方面的长期角色——即使这些技术的使用方式受到了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

美国的参与不仅限于政府间的合作。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也为以色列军队提供了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一个关键的例子是“灵气”项目（Project Nimbus），谷歌和亚马逊通过该项目提供了先进的云计算、面部识别和预测分析工具。这些系统增强了以色列的监视和目标锁定能力，包括用于行为预测和身份画像的工具，这些工具加强了对加沙平民的控制。

微软通过其 蔚蓝（Azure） 云服务支持了类似的项目，这些服务被以色列精英情报单位（如 8200 部队、81部队和空军的地平线（Horizon）部队）使用。这些单位依赖大数据分析和实时翻译软件来处理大量潜在目标的数据库。有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在对加沙的战争开始的前六个月里，对微软云服务的使用量增加了 60%。

社交媒体公司也受到了审查。Meta——拥有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的公司——被指控提供了可能被用于针对平民的定向攻击的数据。几位以色列空袭的幸存者报告称，在企图暗杀之前，他们活跃在这些平台上。这些证词得到了人权调查人员的支持。

企业参与战争的形式有两种：通过技术提供积极支持，以及压制内部异议。反对公司参与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谷歌、亚马逊和微软员工都遭遇了报复。在亚马逊，几名员工因抗议“灵气”项目（Project Nimbus）而辞职。微软解雇了两名在公司活动中抗议支持以色列军队的员工。谷歌解雇了一名与“反对为种族隔离提供技术支持”运动有关的工程师，他在纽约的一次以色列技术会议上打断了会议。还有其他员工因抗议公司在“灵气”项目（Project Nimbus）中的角色而辞职。

这些模式揭示了双重共谋：这些公司在提供扩大以色列军事影响力工具的同时，还压制了内部质疑或抵制这种支持的声音。这些行动共同表明，企业权力如何被用来强化和保护许多被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4.使用人工智能在武装冲突中的法律影响

在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部署人工智能引发了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下的严重法律关切。

其中最突出的是生命权的侵蚀。由人工智能引导的半自主系统会迅速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绕过了人类行为者可能提供的伦理判断和法律责任。

通过自动化战争，这些系统减少了人类的监督和责任，实际上将致命的军事行动转变为缺乏道德评估的机械化操作。

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将他们视为算法数据点而非受保护的平民——在非法杀戮事件中助长了有罪不罚的现象。

此外，人工智能驱动的目标识别破坏了比例原则。

这些系统无法对打击的军事必要性与预期的平民伤害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评估。人类判断可能避免的错误变得更加频繁，增加了不分青红皂白和不成比例的攻击的风险。

人工智能还加剧了武装冲突中的现有权力失衡。无人驾驶技术的使用增加了攻击者与目标之间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增强了攻击的破坏潜力，并强化了现代战争的不对称性质。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背景下，这种动态尤为令人担忧，因为平民受到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支配。

在这种背景下使用人工智能可能达到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定义的灭绝种族的标准，此外还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尽管当前的国际法律框架不允许根据国际刑事法律起诉企业实体，但这并不免除它们的责任。明知提供用于战争罪行或反人类罪行的工具的公司可能根据新兴的国际企业责任理论被追究责任。

诸如面部识别和情感分析等技术不仅侵犯了基本权利——如隐私、言论自由和非歧视——还与许多相关公司的内部道德规范相悖。当这些技术出售给有严重侵犯人权历史的政权时，它们就成为了镇压和灭绝的工具。谷歌参与了“灵气”项目（Project Nimbus），这引发了内部抗议和辞职，是这种道德责任危机的象征。

正如上文所述，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军事行动中——尽管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武器——仍然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尽管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被归类为武器，但在武装冲突背景下使用这些技术仍必须符合法律标准。国际红十字会（ICRC）重申，“任何新的军事技术都必须按照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使用。”

然而，以色列占领部队系统性地未能遵守这些法律义务。联合国事实调查委员会确认，以色列在其最近的加沙军事行动中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强调了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瞄准系统中使用最少的人类监督。

这些方法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委员会指出，以色列依赖人工智能增强的目标识别，结合使用高威力爆炸物，“明显无视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的法律义务，以及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平民伤亡的义务。”

总结

以色列军队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和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旨在精确识别和打击目标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加剧了对加沙的攻击规模和杀伤力——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和大规模的房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破坏。这些方法不仅仅是军事策略，而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持续种族灭绝活动的组成部分，通过使用尖端技术来实现系统性暴力。

加沙的事件突显了人工智能在现代战争中带来的深刻风险。这些技术将人类简化为数据点和目标，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基于可能存在缺陷的算法和无法验证的情报做出致命决策。

国家和企业在开发和提供这些工具方面的参与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的共谋行为时。这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员工的辞职、解雇和组织抗议，这些员工反对他们的公司参与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

鉴于这些严重的发展，国际社会负有共同责任，确保正义和问责。政府和国际机构必须加强努力，追究所有责任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需要采取具体行动，迫使以色列当局停止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武器系统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并承诺履行国际法律义务。

此外，迫切需要加强国际问责机制。这包括赋予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调查和起诉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的能力。这些努力必须成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以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通过持续的政治、法律和外交参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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