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俄乌冲突揭示传统合同战役理论失效，现代战争转向多域作战与信息主导。核心特征包括侦察打击一体化、去中心化指挥及无人系统普及。未来理论需重构指挥体系，强化动态规划与实时自适应能力。 综合评分： 86 文章分类： 其他

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合同战役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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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2026年2月2日 13:57 江苏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扬波/编译

【知远导读】俄乌冲突揭示了传统作战理论的局限性，引起俄军一些高级将领的关注和思考。其中，俄总参军事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谢尔扎诺夫中将在《军事思想》（2025年第10期）发表的学术文章，梳理了合同战役理论的演进脉络，着重分析了现代合同战役的核心特征与关键性变革，并对未来作战理论的框架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另说明：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根据对原作的理解自行添加。

全文编译如下：

现代军事冲突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而深入的应用，正深刻重塑诸兵种合同战役（指由合成军团统筹组织、各军兵种与专业兵团协同实施的战役，系苏俄军事理论的核心概念）的内在逻辑与实施形态。这种变革不仅推动作战内容发生本质变化，更影响指挥机构与部队编成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亟需研究论证新的作战组织方法。这一进程并非偶然，而是战争形态演进的必然趋势。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作战方式几乎没有一定之规，可以朝四面八方扩展，不受固定限制。”

传统经典合同战役理论的失效

武器装备的技术跃升深刻改变了现代战争形态，已使建立在‌集中兵力、绵亘正面、垂直指挥‌原则之上的经典合同战役体系趋于失效。在高精度武器、无人平台、先进侦察设备和电子对抗设备迅猛发展并大量列装的情况下，密集战斗队形变得非常脆弱，集中决策模式不够灵活，难以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战场态势。

合同战役理论须调整适应现代军事冲突的新现实：多域作战，诸军兵种兵力兵器在统一信息环境中协同运用，各类侦察设备与毁伤兵器可实时遂行作战任务，作战进程与战场态势呈现高度动态性。

合同战役理论发展已逾百年，其间武装斗争特征、军事组织结构与战略思想持续演进，军事艺术始终处于动态变革之中。需指出的是，如果说一战后到二战前的理论演进主要源于少数军事理论家个人智慧的创见，那么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阶段的理论发展，实为苏军总参谋部领导下集体创造的成果。

一战期间，首次出现多兵种部队协同作战的系统性实践。坦克、飞机、大威力远程火炮、化学武器等新式装备的战场应用，客观上催生了跨兵种火力与机动的统一协调需求，以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从而为合同战役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科学积极研究合同战役理论。其中，图哈切夫斯基、斯韦钦、特里安达菲洛夫等军事理论家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为苏联军事思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系统完整的合同战役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才出现的。

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科学开始系统研究合同战役理论，图哈切夫斯基、斯韦钦、特里安达菲洛夫等军事理论家通过著作与条令构建了理论基石，其核心思想集中体现为“大纵深作战”原则。然而，系统完整的合同战役理论体系，直至1936年《野战条令》颁布后才初步成型，并在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经诺门罕战役与苏芬战争实战检验后最终定型为苏军的标准化作战范式。

格奥尔吉·伊谢尔松作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核心奠基者，在1937年《战役法的革新》中系统提出：‌战术突破须发展为多梯次、连续性的战役进攻‌，以实现对敌防御全纵深的同步压制与快速突破。其核心思想在于，‌合同战役是融合战役目标与战略意图的作战样式‌，依赖‌进攻突然性、高速机动、诸兵种协同与火力优势‌四大支柱。该书回溯拿破仑战争至一战的战役演进，明确反对一战期间的线性阵地战模式,强调进攻的突然性、速度与体系性。虽未使用“合同战役”一词，但其理论已完整揭示该战役类型的内在逻辑——‌兵力综合运用、行动协调一致、进攻主导性与战略指向性‌。这些洞见被1936年《野战条令》吸收，并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转化为实战范式，成为苏联军事学说的基石。

苏联红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贯彻了大纵深战役思想，以快速突破敌方战术防御为起点，继而向战役与战略纵深持续扩张战果。其制胜核心，在于确保作战行动的‌连贯性、密集性、持续性与系统性‌，使突破节点有机衔接为不可中断的战役链条。大纵深战役理论不仅塑造了苏联战役法的基本范式，更奠定了合同战役理论在机械化战争条件下的发展方向。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军事领域的新发展深刻改变了大纵深战役理论，主要因素包括：核武器的出现、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应用，以及通信、侦察和毁伤手段的完善。苏联合同战役理论强调在大规模军事冲突中确保战斗行动的组织性、可预测性与有效性，为此须遵循以下原则：集中兵力兵器，区分前线与后方，实施集中指挥，实行梯次部署，严格按序完成战役任务——包括战役准备、突破敌方防御、向纵深发展胜利、合围与歼灭。

合同战役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均映射特定历史时期的作战样式、方法与技术特征。‌

第一阶段（伟大卫国战争前）‌：以伊谢尔松提出的大纵深战役构想为理论基础，核心在于集中全部兵力兵器于主要突击方向，首先突破敌战术防御地带，继而向战役纵深发展胜利。

‌第二阶段（伟大卫国战争后）‌：依托火力毁伤效能的显著提升，逐步实现由粉碎敌第一梯队向直接摧毁第二梯队跨越；伴随坦克集群的规模化组建，进攻行动广泛采用正面突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的方式，达成对敌防御集群的分割与合围，实现战役纵深的突破。

‌第三阶段（当前俄罗斯军事实践）‌：作战重心转向高精度武器、信息压制系统与无人平台的综合运用，持续对敌兵力集群及战略纵深目标（如指挥中枢、国防工业设施、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火力毁伤与信息压制，作战形态已由线性对抗演变为多维、网状化对抗。

现代合同战役的核心特征与变革

现代战役中的防御原则已深刻重构，其演进逻辑由“固守”向“控域”转变。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毁伤武器的普及，以及战场透明度的急剧提升，彻底瓦解了传统以密集防御线、阵地、防御地域及相应火力配系（重点是火炮和坦克火力）为核心的静态防御范式。

当前，要想实现稳定防御，应当贯彻“积极防御”理念，即预先使用高技术毁伤兵器，对敌关键目标进行远距离综合毁伤，尽量瘫痪敌进攻潜力。

同时，防御线结构持续优化，广泛采用预制水泥构件构筑工事，结合无人机布雷等手段，显著提升地雷与爆炸性障碍物的布设密度。通常，防御体系按梯次部署原则构建，本质在于按任务分工，将兵力与火力沿正面和纵深分层配置，摒弃单一正面的密集连续布防。其核心在于依托相互支援的支撑点与灵活机动的预备队，达成弹性防御与动态反击的有机统一。

在构建筑垒地域过程中，部队系统性整合地下工事、交通网络、管道系统及隧道设施，显著拓展了防御体系的立体化纵深。这一实践突破了传统合成部队平面布防的局限，标志着工程保障理念向多维空间协同的根本转型。与此同时，假阵地部署规模与精度显著提升，通过精准模拟真实火力特征与电磁信号，有效诱使敌方火力偏离核心目标，大幅降低主阵地暴露风险与毁伤概率。

在敌大量使用高精度武器、FPV无人机、各类先进侦察设备的条件下，战术、战役、战略级伪装的地位作用显著上升，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至关重要。

在变更部署、越过水障和陆地障碍时，须精心组织伪装。越过水障时，可利用夜暗条件隐蔽前出至舟桥渡口，结合烟幕与电子战设备，在真渡口上游或下游设置假渡口，部署装备模型并制造兵力活动假象以迷惑敌人，使其难以判明我方真实意图。

2022年11月，俄军从赫尔松州实施战略撤退，将约3万名军人与5000件军事装备隐蔽转移至第聂伯河左岸。为保障行动隐蔽性，俄军系统部署伪装网与烟幕装置，构建假阵地与假渡口，模拟真实兵力活动，成功误导乌军侦察。同时，依托“白芷”电子战系统定位“星链”终端，并配合“柳叶刀”无人机实施精准摧毁，有效压制乌军无人机与空天侦察数据链传输。

导弹与炮兵等毁伤兵器的技术进步，以及高精度武器与太空侦察、无人侦察手段的深度融合，彻底重塑了火力毁伤的组织模式。传统作战中严格区分火力准备与火力支援、过度依赖单一火力打击的模式，已难奏效。现代条件下遂行战役任务时，须在实时状态下同步实施火力毁伤、电子对抗、信息压制，对敌战役布势（战斗队形）全纵深目标造成连贯且复合的毁伤。

该战法是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核心在于对敌防御体系实施全纵深同步打击，覆盖从前沿阵地至后方指挥所、后勤枢纽、预备队及战略性目标。既要对敌部队实施大规模与区域性突击，也要对影响其军事潜力的关键节点开展斩首式精准毁伤。为此，须将全部侦察手段（尤以太空、无人及无线电技术侦察为核心）与毁伤系统有机融合，构建统一的“侦察-突击环路”。

综合毁伤摒弃传统火力主导模式，能够持续破坏敌指挥体系、后勤枢纽与预备队机动能力，破坏敌防御体系、压制敌进攻集群。须探索一种全新的综合毁伤模式，自兵力集结阶段即开始对敌施加影响，实现物理毁伤、电磁干扰与信息压制的同步施加。关键在于依托决策中心战框架，动态优化弹目匹配，提高体系破击作战效能。

无人机集群、机器人系统、防空反导组、突击组、国土防卫兵力等新要素，改变了传统战役布势结构。这是合同战役发展的自然结果。

无人系统在态势感知、目标指示、侦察、打击等任务中居于核心地位。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巡飞弹、FPV等各类无人机和机器人具有很高作战效能，在部队集群中发挥重要战役价值。

机器人系统涵盖地面、水面及水下平台，承担后勤保障、侦察、扫雷、弹药运输与火力支援等作战职能。在直接交火环境下，其应用可有效降低有生力量伤亡，并通过自动化任务执行提升部队集群的作战韧性。

防空反导集群是应对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航空滑翔炸弹、攻击无人机等远程高精度武器空袭的答案。现代战场充斥着高精度毁伤兵器和空中侦察设备，敌人可能集中兵力发起突击。在此条件下，需要将有能力反制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特种分队统合起来，用以防护战役布势中的关键目标，提高整个集群的稳定性。

防空反导集群是应对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航空滑翔炸弹及攻击无人机等高精度空袭威胁的重要利器。面对战场环境高度复杂化与敌方集中突击态势，须将具备反导反无能力的特种分队有机整合，构建面向战役布势关键节点的全域防护体系，实现防御效能的集中释放与体系稳定性的全域增强。

突击组成为战役布势的核心单元，其推广源于应对敌方多层次纵深防御体系与城市密集地形的双重作战需求。现代武装冲突呈现高机动、小编组、非线性特征，突击组遂行奇袭、伏击与破袭任务，以精干兵力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显著降低附带损耗并提升作战效能。该单元成员均经专项战术训练，并获得炮兵火力支援、电子战干扰、无人机侦察与打击、机器人系统协同及工程保障的体系化集成支援。

部队集群战役布势的演进，源于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信息制权的主导地位提升，以及作战单元在机动性、防护性与自主性方面的系统性增强。现代战役布势已由传统线性堆叠转向分布式、弹性节点结构，通过信息融合与任务式指挥，实现火力、侦察与机动单元的动态重组与自主协同。该转型显著提升在高精度火力打击、全域侦察压制与敌坚固防御背景下，战役行动的突防能力、生存效能与打击效率。

现代合同战役的决胜关键与理论新框架

现代战役的组织形态已从传统“准备—突击—发展胜利”的线性阶段模式，演变为以“侦察—决策—打击—评估”闭环为核心的多域并行体系。毁伤兵器精度提升、防御结构碎片化与作战单元自主化，共同瓦解了集中兵力与阶段递进的古典范式。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集中用兵，斯韦钦在《战略》中指出行动连贯性与充分准备，沙波什尼科夫在《军队的大脑》中阐明计划与指挥的核心地位；集中兵力原则构成苏军战役法的理论基石，并在20世纪多场经典作战中得到验证，如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的“天王星”行动，其准备、突击、发展胜利与结束阶段总体呈线性递进。

现代条件下，合同战役的阶段性亟需重构。高精度武器、无人机、高超声速武器、电子战系统、信息对抗设备与天基侦察体系的融合，构建了全新的战役环境。战斗行动的严格连贯性被打破，阶段间的时间与空间边界趋于消解，战役呈现非线性、多域性特征。侦察、火力毁伤、后勤保障与指挥控制实现同步持续运行；指挥所因持续面临高精度打击威胁，被迫由中心化垂直指挥向网络化、部分去中心化架构转型，并配套新型作战规划方法。

典型的战役阶段范式仅存方法论奠基价值，现代战役实践已全面转向去中心化、多域协同的动态体系，战役进程具有明显的去阶段化趋势——战役制胜不再依赖兵力规模的逐级释放，而在于OODA循环速度的全域压制与体系韧性的一体构建。作战阶段不再依序递进，而可叠加、复现或并行展开，标志着作战思维从线性因果链向非线性自适应闭环的根本跃迁。该模式通过信息主导的全域同步行动，实现侦察、打击、保障与指挥的实时耦合，在信息对抗与太空对抗交织的高强度对抗环境中，构建稳定、韧性强、响应迅捷的战役执行能力，确保既定目标在复杂对抗条件下高效达成。

这种变化导致，过去，以一昼夜为期拟制作战计划主要是战术层级的事，现在已成为战役指挥层级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现代军事行动的高动态性，不间断而急剧变化的态势，几无可能不加修正地连续一周实施大纵深战役。积极使用“侦察—突击环路”、无人系统，在实时状态下组织后勤以及时提供弹药和物资技术设备，持续轮换突击分队的必要性，都要求高度的协调性与各指挥层级的常态协同。

这种变化导致，一昼夜作战计划已从战术层级的核心任务，跃升为战役指挥层级的常态性、动态性决策支柱。现代战场的高动态性，使大纵深战役的连续实施成为不可能，必须依托实时修正机制维持作战节奏。须在保持各作战要素整体联动的框架下，积极使用“侦察—突击环路”、无人系统，在实时状态下组织弹药运初和物资技术设备供应，保持突击分队动态轮换。

合同战役已彻底脱离阶段连续性框架，演变为机动、火力与信息对抗深度融合的动态自适应系统。其核心驱动在于任务定义的实时化——战役意图不再由预设阶段固化，而由战场态势瞬时生成，导致近期任务与远期目标间的逻辑链条断裂，完成期限趋于消解。

现代合同战役的行动方法已从“迅猛突破—纵深穿插”的经典范式，全面转向“挤压—瓦解—瘫痪”的非对称作战逻辑，尤其在城市化地形中成为主导形态。典型突破模式依赖密集火力压制与突击集群集中突破，首先建立突击集群，使其顺利进入交战区，继而快速向战役纵深发展。然而，当前战场火力毁伤兵器密度显著提升、工程障碍密布、全域侦察网络覆盖、高精度火力杀伤链闭环，以及城市建筑群提供的天然掩体与复合防御结构，导致传统突击集群的集中突破代价高昂、效能递减。

现代战役的胜利日益依赖战术层级高效的“挤压”行动：通过小型突击组从多方向持续施压，逐步驱离敌方阵地，连续轮换并巩固已控区域，以点状火力精准毁伤，最终瘫痪敌兵力体系。该战术适用于不能或不宜开展密集突破的场景——城市建筑高度密集，交战地域遍布毁伤兵器、反坦克与反步兵武器，任何正面进攻均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挤压”是现代战役，尤其是敌防御充分准备条件下的有效手段。综上，合同战役的新形态日益依托持续的战术施压、灵活机动、点状火力与信息制权，而非经典理论中的大规模集中突击。

现代合同战役中，构筑防御体系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设立限行区（禁行区）。若其构建完备，涵盖陆域与海上水域，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破解之道，在于无人艇、无人机、卫星导航及目标指示系统的协同运用，推动舰队海上作战由传统模式转向非对称模式。

在技术革新背景下，部队指挥组织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面对高机动性部队、密集毁伤兵器与战场态势瞬变的复合压力，指挥体系亟需提升稳定性、适应性与灵活性。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引入去中心化指挥模式：区别于传统中心化垂直指挥，现代战役中低级指挥机构在协同上级司令部的同时，被赋予更大自主权，可依据实时态势独立决策。该模式依托分布式指挥通信网络实现，所有战斗元素——从集群指挥所至末端毁伤平台——实现无缝一体化协同。

现代合同战役中，信息互联互通能力、战术级编队自主决策水平及其在碎片化、多域化、非线性冲突中的行动效能持续提升。这不仅保障了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作战能力的持续稳定，更通过实时同步作战力量、依托灵活的网络化指挥结构，显著提升战役整体效率。该指挥体系以分布式网络为支撑，确保在通信链路受损或部分节点失效时，仍能实现数据的持续交换、部队的灵活机动与指挥的稳定运行。由此可知，由层级分明的垂直指挥结构向灵活、分散、自适应的网络化架构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

后勤已从辅助性保障职能，跃升为战役体系的核心支撑。现代后勤的组织依托可移动、高伪装的自主平台，直接投入直接交火区域使用。无人系统的实战应用，彰显了后勤在部队集群战役布势中的一体化深度，显著降低对脆弱补给线路的依赖，全面提升物资技术保障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现代合同战役正从线性梯次部署向网络化、模块化结构转型，其本质是作战体系的结构性重构。这一转变要求部队编队（小组、支队等）具备高度自主性，实现战役布势与任务目标的实时动态生成，依托稳定的信息感知与全层级无缝交互，构建自适应的作战闭环。在这一新范式中，战役已非阶段分明的线性进程，而演变为非线性、不间断的动态过程，阶段界限彻底消解。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再依赖兵力规模与作战顺序，而在于‌反应速度‌、‌基础设施损毁下的系统韧性‌，以及‌实时条件下作战力量的同步能力‌。

现代合同战役的组织基础，已确立为以一昼夜为单元的作战计划——其核心依托于翔实的情报支撑、统一信息环境下的协同联动，以及对战场态势的实时自适应能力。战役组织范式，正从中心化、计划—阶段性的传统模式，系统性转向灵活调控与实时指挥的动态响应机制。这一转型要求对经典军事艺术原则进行根本性重构，并亟需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凝练合同战役的核心原则。

最后要强调的是，现代战役理论正处于深度转型的关键初期，其动因源于武装冲突形态的深刻演变、高技术毁伤兵器与信息压制设备的广泛运用，以及对战斗系统稳定性与可控性要求的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战役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已集中于‌信息制权的夺取‌、‌高效决策的实现‌、‌行动自主性的释放‌与‌网络中心化协同的深化‌。

（平台编辑：黄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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