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算出境吗?
减熵实验室
2026年11月17日 11:4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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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小何提出的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胡峰博士的细致分析!这个问题几年前我也遇到过,但当时没有想清楚。分析这种颇为刁钻的问题,要注意一点:不能默认立法者(包括欧盟和中国)立法时算无遗策,不能默认法律没有逻辑漏洞。
以下文章来源于数法细语
,作者胡峰
数法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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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AI+Web3,有趣有益的数字法公号。
前一阵子,数据何规公众号主理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员工境外访问所在公司系统中存储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出境,是否需要履行数据出境相关合规义务,引起了读者的广泛讨论(参见:数据何规公众号《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的精彩讨论》)。巧的是,笔者几年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在今年4月份的一家公司的数据出境合规内部培训中,作为例题来讲述数据出境路径识别问题。笔者的观点十分明确,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不属于数据出境。在此,笔者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一观点是如何得出的,供各位读者讨论、批评。
一、因公与因私目的的访问:没有区别
员工在境外访问、处理境内公司系统的个人信息,以该员工访问目的是否落入其工作职责范围,可分为因公访问和因私访问。
如果员工为了履行工作职责的目的,即所谓因公目的,比如作为市场销售岗位的员工境外访问公司的CRM系统,跟踪公司自然人客户动态,则该员工是代表公司在境外处理个人信息。在该员工职责范围内,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70条所确立的归属规范理论,该员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换言之(不是很严谨,但可接受),该员工履职行为归属于公司,其在境外访问个人信息就等同于该公司自身在境外访问个人信息。这一定位也说明了,虽然员工因公访问个人信息是基于公司的指示或指派的任务,但员工并不是公司的个人信息受托处理者。
员工在境外因工作职责之外的目的访问个人信息,笔者之前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参见:《员工私自使用个人信息的定位与责任:兼谈欧盟观点》)。这里简要重述一下笔者的观点:在员工因私访问个人信息的场合,员工依然不构成独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员工的前述行为依然归属于企业,主要理由在于,员工仍然是在企业所设置的办公场景下访问并使用了个人信息,企业应对员工的私自使用负责。这意味着,员工因私目的在境外访问个人信息,仍然等同于该公司自身在境外访问个人信息。
综合前述,笔者的观点是:员工境外访问所在公司系统中存储的个人信息,无论是因公或因私目的,都等同于其所在公司自身在境外访问个人信息。
二、我国《个保法》的直接适用
对于发生在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我国《个保法》规定了两种规制途径:一是直接适用,即该类处理行为直接适用我国《个保法》,该处理行为的处理者直接受我国《个保法》监管,其违规行为可直接被我国监管机关施以行政处罚。二是间接的跨境机制管理,即我国《个保法》无法直接适用发生在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无法直接监管、处罚该类处理行为的处理者,而是直接监管、约束作为出境方的境内个人信息处理者,由后者通过标准合同、境外安全管理等方式,约束作为境外接收方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如果境外接收方侵害了我国境内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依照《个保法》第42条规定,网信办仅可以公告方式,将该接收方列为限制或者禁止个人信息提供清单;相关监管部门可施以直接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的,只有境内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因此,如果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的场景直接适用我国《个保法》的话,那么该场景就不触发跨境机制。在此,笔者认为,对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场景,依照我国《个保法》第3条第2款规定,属于我国《个保法》的适用范围,应直接适用《个保法》。理由如下:
1
该款的适用前提之一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依前述分析,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等同于该员工所在公司在境外访问个人信息。境外访问属于“境外处理”;境外访问的“个人信息”可基本确定是我国“境内自然人信息”;该款并没有限制只适用于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适用于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包括境内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即包括该员工所在的公司。因此,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符合该款的前述适用前提。
2
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的场景,可合理解释为“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中的一个情形。不可否认,《个保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这两个情形参照了欧盟GDPR第3条第2款的规定。但是,我国《个保法》第3条第2款并没有照搬欧盟GDPR第3条第2款:欧盟GDPR第3条第2款明确适用对象是非欧盟的实体,我国《个保法》无此限制;欧盟GDPR第3条第2款第2项针对的是监控(monitor)行为,我国《个保法》第3条第2款第2项使用的是更中立、更广泛的“分析”行为。在我国《个保法》第3条第2款的文义中,完全可以容纳、适用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这一场景。
从扩大我国《个保法》适用范围、增强其效力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对某一涉及境外处理的场景直接适用我国《个保法》,而不是借助间接的跨境管理机制,那么,相关监管部门即可对相应的处理者施加直接的监管、处罚措施。既然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场景能被合理解释为属于我国《个保法》第3条第2款的情形,相关监管部门可对境内公司直接施以监管,也没有必要通过间接的跨境机制来管理。
三、出境管理机制的不相容
对于个人信息出境场景,大家常常关注的是个人信息境内提供方“跨境输出”给境外接收方的这一过程,而忽略了一个完整的个人信息出境场景其实包含三重监管:
首先是境内提供方在境内的个人信息采集处理监管,适用境内提供方所在区域的法律;
其次是境内提供方“跨境输出”给境外接收方的出境监管,依然适用境内提供方所在区域的法律;
最后是境外接收方对所接收个人信息在境外的处理监管,适用的是境外接收方所在区域的法律。
如果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出境,那么同样就会触发笔者前述的三重监管要求。为讨论方便,在此假设该员工是在德国出差期间,访问了境内公司存储的个人信息;再假设该具体场景属于个人信息出境,那么境内公司首先是境内个人信息提供方,也是境外接收方,个人信息从中国出境到德国。
那么,这一具体情形会触发前述三重监管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该具体情形不触发境外接收方的当地监管,即不触发欧盟适用GDPR的监管:在此具体情形下,员工所在公司是我国公司,不位于欧盟境内,因此不适用GDPR第3条第1款;员工在德国访问境内公司个人信息,不属于欧盟境外公司对欧盟居民的监控或与向欧盟居民提供产品或服务相关,因此不适用GDPR第3条第2款。即使在此员工因私目的访问个人信息的场景中,将员工认定为独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境外接收方,该员工的访问个人信息行为依然不受GDPR监管。
综上所述,在员工境外访问境内公司个人信息场景中,并不能满足个人信息出境的三重监管要求,因此,该场景不属于个人信息出境场景。
四、结语
最后要说一下,员工境外访问个人信息是否算出境的问题,作为例题非常适合深入分析《个保法》适用范围、出境机制,但对个人信息处理合规的实务几乎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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