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原创 | 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的侵蚀类型、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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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理 王丹娜
王小理 王丹娜

中国信息安全

2026年10月16日 19:1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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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理

文 | 外交学院涉外安全治理研究创新平台研究员 王小理；《中国信息安全》杂志社主编 王丹娜

随着生物大数据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其主权安全风险同步加剧。近年来，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现象在多层面真实发生，亟须理论上的系统回应。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指在生物大数据的采集、存储、跨境流动、分析与应用过程中，一国对本国生物大数据所固有的管辖权、控制权、收益权及安全权，因结构性制度锁定、技术性依赖或特定行为体行为，而遭受系统性、渐进性削弱的过程与状态。这一概念直接指向数据治理的核心难题：如何在安全与开放之间实现平衡。“主权侵蚀”区别于“主权侵犯”的一次性与可归责性，也区别于“主权让渡”的合意性，将主权讨论从“是否受损”推进至“如何受损、何以治理”的深层议题，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界定的生物大数据，特指具备高通量产出、多组学整合及跨人群汇集（整合）的生物学意义的数据集。需强调的是，数据规模并非衡量风险的唯一标准——即便单一批次的生物数据量级不大，只要其具备对特定人群遗传特征进行逆向推演与身份识别的能力，同样可能构成数据主权层面的安全隐患。因此，此类数据也应被纳入生物大数据的考量范畴。

一、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的三类根源与四类权利损害

当前，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呈现多主体、多场景特征。例如，部分商业化测序设备默认将数据上传至境内外云基础设施。2025年，美国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破产，导致1500万人基因数据归属悬置。美国自2025年起对基因型和表型数据库（dbGaP）等核心生物医学数据库实施受控访问，实质性地切断我方科研主体的合规访问路径。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任何国家（无论东西方）的人群基因数据一旦发生跨境流动，都面临共性的被误用、滥用潜在风险。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风险既表现为跨国合作中普遍存在的规则衔接困境和偶发的具体数据主权侵犯，也极易被战略竞争中的守成国家泛化为针对特定竞争主体的制度性排斥工具。为把握其内在规律，有必要超越个案式的现象描述，引入类型化的分析工具。定性比较分析、系统考察侵蚀根源、权利损害、作用层级与演化时序等多维度的逻辑关联，可揭示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各类型间的内在结构与差异，进而建构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类型学框架。其中，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根源是划分类型的基础维度，回答侵蚀从何而来、为何发生；权利受损的程度与性质则是衡量侵蚀后果的直接标尺。二者构成完整因果链条，共同支撑类型识别的双维分析矩阵。

（一）三类侵蚀根源

基于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根源这一基础维度，可归纳出三类逻辑原点，分别对应生物大数据主权被削弱的宏观制度环境、中观技术基础设施与微观行为触发三个层面。而且，三类主权侵蚀的触发机制、作用路径各不相同。

1. 结构制度性侵蚀

结构制度性侵蚀源于国际规则、法律框架与学术规范等系统性因素，嵌入全球治理体系与行业惯例之中。其核心特征包括：非人格化，由制度设计与执行方式驱动，而非依赖特定主体的恶意行为；普遍性与持续性，即只要制度框架不发生改变，侵蚀针对所有参与国持续发生；高治理难度，需国际合作与规则重构，且单一国家难以消除；隐蔽性，常以“开放科学”“学术规范”等正当名义加以包装，损害不易被即时感知。

结构制度性侵蚀的作用机制可概括为“制度锁定—规则不对称—执行单边化”三个阶段。在制度锁定层面，全球生物大数据治理已形成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MBL-EBI）等数据库为核心节点，以国际核苷酸序列数据库合作联盟（INSDC）数据格式为基础标准，以“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FAIR）原则为指导的体系。新加入者须遵循既有标准才能被国际学术界接纳，后发国家在制度层面丧失了选择空间。在规则不对称层面，国际核苷酸序列数据库合作联盟决策机制由美欧日主导。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惠益共享谈判进程中，部分发达国家以“开放科学”为由反对强制标注来源国。因此，该制度设计天然有利于数据流入方。在执行单边化层面，发达国家可依据国内法单方面改变数据访问规则，受影响国家几乎缺少反制渠道。总体来看，结构性侵蚀不仅导致数据流失，还塑造了“中心—边缘”格局——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数据采集，而发达国家掌控数据分析、存储与商业化利用，形成制度化的“数字依附”。

2. 技术依附性侵蚀

技术依附性侵蚀源于对境外硬件设备、软件系统或云基础设施的技术依赖，是数字殖民在生物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特征包括：物理嵌入性，即侵蚀通过设备固件、预设功能等物理层面实现，难以通过法律手段阻断；被动发生，即使用境外设备可能引发数据自动外流；治理难度中偏高，破解该类依赖需长期技术攻关与产业替代。

技术依附性侵蚀的作用机制可概括为“预设通道—性能锁定—安全黑洞”三个阶段。在预设通道层面，商业化测序设备通常默认将数据上传至云端平台。以因美纳公司多组学云端计算平台（BSSH）为例，该平台架构于亚马逊云科技（AWS），数据生成后即被上传至云端服务器，甚至可能脱离数据来源国管辖。在性能锁定层面，部分先进算法与人工智能（AI）模型深度集成于境外云平台（如谷歌合作实验室），其运行通常要求数据上传至平台所在云环境，形成“要使用分析工具，数据即需进入他国管辖范围”的依赖格局。在安全黑洞层面，主要表现为对境外供应商的安全更新和漏洞修复的依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团队2025年在牛津纳米孔测序仪及配套软件中识别出三处安全漏洞，其中两处可使未经授权者擅自访问设备并在用户不知情时复制或修改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而第三处可引发拒绝服务（DoS）攻击。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已核实上述漏洞。该案例表明，设备安全性高度依赖境外供应商的补丁响应速度。

3. 行为事件性侵蚀

行为事件性侵蚀由特定行为体的具体行为触发，或为恶意诱导合作、信任滥用，或为操作过失，或为破产清算过程中的资产转让。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人格化，可追溯至明确主体；偶发或可阻断性，可通过执法、诉讼等手段予以救济；治理难度相对较低，有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和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工具。

行为事件性侵蚀的作用机制可概括为“诱因—机会—实施—后果”四个阶段。在诱因层面，经济动机与合规意识淡薄构成两类主要驱动因素。我国国家安全部曾披露，境外机构以“生物物种研究”为名，诱使我国志愿者非法收集物种分布数据并实时传输至境外。在一些涉外科研协议中，国内部分单位未对数据后续使用权限作出约束性约定。在机会层面，制度或技术漏洞为数据主权侵蚀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对合法获取生物大数据的后续使用行为缺乏有效监控。2026年4月，英国生物银行去标识化健康数据被发现于国内第三方商业平台挂牌出售，正是“合规滥用”的典型机制，即合规获取数据的主体超出授权范围使用或转售数据，且原授权方在数据脱离监管后即丧失控制。事发后，中英两国政府均介入此事，涉事方收到严厉的准入禁令。在实施层面，侵蚀手段高度灵活且隐蔽，如商业秘密窃取通过员工跳槽带走生物人工智能模型参数而非直接复制数据。在后果层面，单个事件影响可能有限，但若反复发生、累积效应显著，则可能从“事件”演变为“结构性”问题。

总之，三类侵蚀根源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存在“结构塑造行为、技术赋能行为、行为强化结构”的互动关系（见图1），其中，制度框架为行为提供激励与约束，技术通道为行为提供能力与手段，而大量微观行为的反复累积，则可能使结构性不平等被固化甚至加剧。在实践中，一次具体的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事件往往是三类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该三类因素在研究上可以进行区分，而在治理上需要协同考量。

图1 侵蚀根源维度的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类型关系图谱

（二）四类权利损害

基于主权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延伸，本文将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解构为管辖权、控制权、收益权和安全权，而这四项核心权利构成一个递进式权利链条。相应地，也就存在四类生物大数据权利损害。

1. 管辖权侵蚀

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生物大数据治理领域的基础性权力，涵盖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管辖权侵蚀指向法律适用与监管效力的制度性架空，本质是国家法律对数据活动及相关行为体的约束力被削弱或规避，且数据来源国的法律规则无法有效适用于数据生命周期的关键环节。其主要形态包括：法律规避，如境外主体利用国内法律漏洞绕开法定数据出境审批程序；域外规则凌驾，如美国《澄清域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OUD Act）授权美国政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调取存储于任何地点的数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将适用范围延伸至向欧盟境内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数据控制者，两者均对他国数据管辖权构成制度性架空；监管盲区，如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中的隐式数据转移等新型数据活动尚未被现行法律体系有效覆盖；执行失效，如行政处罚与司法判决因跨境执法合作不畅或技术手段不足而无法落实。

2. 控制权侵蚀

控制权是来源国对本国生物大数据存储位置、访问权限、使用方式与流向转移的决定能力。控制权侵蚀意味着数据实际管控能力的丧失，本质是数据脱离来源国的有效支配，甚至由外部行为体或技术系统决定。其典型表现包括：基因测序仪等预设通道失控，以及并购行为导致数据控制权转移、破产清算数据强制出售、数据信任滥用等。

3. 收益权侵蚀

收益权指向来源国及其公民、社群对基于本国生物大数据产生的商业利益享有公平分享的权利，包括数据授权使用费、数据产品销售收入分成等直接收益，基于数据开发的专利、药品、诊断试剂的利润分成等间接收益，以及能力建设、技术转移、科研合作机会等非货币收益。收益权侵蚀是数据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结构性剥夺，本质是“成本本地化、收益全球化”，即数据贡献者承担采集、存储与保护的成本，而商业化收益成果被他人攫取，形成贡献者承担成本、使用者独享收益的不公平格局。其典型形态包括：大量高价值人群生物数据在交易中以“技术许可”的合法名义被一次性转移，后续基于这类数据开发的药物或诊断产品产生的利润与来源国无关；公开数据集被免费用于训练商业人工智能模型，所产出的价值无法回流数据贡献者。以英国生物银行为例，其50万志愿者数据被用于数十家制药公司的人工智能药物发现模型训练，但志愿者个人及英国公众未从这些商业应用中进一步获益。

4. 安全权侵蚀

安全权指向国家保障本国生物大数据不被用于危害国家安全、身份歧视、生物武器开发及其他恶意目的的权利。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信息安全，防止数据被恶意篡改或伪造，导致精准医疗、法医鉴定等应用出错；身份安全，防止通过基因数据追溯个体身份、侵犯公民隐私；战略生物安全，防止大规模人群遗传数据外泄，防止被对手用于分析本国的族群遗传结构、疾病易感性与药物代谢特征，甚至研发针对特定族群的生物武器或“种族炸弹”。安全权侵蚀的本质是生物大数据从科研资源转变为战略情报或攻击工具。

以上四类权利损害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见图2）。管辖权侵蚀往往为其他权利受损创造条件——一旦本国法律对数据活动失去有效约束，控制权、收益权与安全权的保障便失去制度依托。控制权侵蚀则构成收益权与安全权受损的关键环节，即在数据脱离来源国有效支配后，商业利润外流与安全威胁加剧等情形更易发生。收益权与安全权之间还存在结构性张力：开放共享有利于收益实现，却可能放大安全风险；严格管控有助于保障安全，却可能阻碍数据价值释放。这一张力并非简单的取舍关系，而是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治理策略设计中需持续面对的平衡难题。

图2 生物大数据主权四项核心权利逻辑关系

二、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的宏观背景与风险评估

识别主权侵蚀的类型，只是认知的第一步。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风险正在逼近？其严重程度如何？因此，需要在研判未来五年战略态势的基础上，以“治理难度—紧迫性”为标尺，对各类侵蚀风险进行系统评估与优先级排序。其中，趋势分析回答“将发生什么”，矩阵评估则在前者基础上回答“哪些需优先应对”。两者构成从宏观判断到行动排序的分析链条。

（一）四大趋势正在重塑风险格局

当前，全球生物大数据治理格局正经历多重结构性变迁。以下四大趋势从不同维度加剧影响主权侵蚀的风险态势，构成风险评估的宏观背景。

趋势一：地缘科技竞争更趋激烈，“数据铁幕”加速形成。自2025年以来，美国对华生物数据封锁已从单一的数据库访问限制扩展至人类生物标本共享、测序设备出口管制、学术人员交流审查等多个维度。已有初步迹象表明，部分国际期刊在审稿环节开始增设数据来源合规性询问。2025年12月，美国《生物安全法》（BIOSECURE Act）作为《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八百五十一条正式签署生效，标志着美国对华生物科技限制从行政层面上升至立法层面。未来五年，数据脱钩可能沿三条路径蔓延：其一，国际期刊要求作者投稿时证明数据来源合规，变相设置发表门槛；其二，生物大数据格式与互操作标准领域的制定权争夺趋于白热化；其三，美国推动盟友体系采取对华一致的数据限制政策，形成制度化的数据脱钩网络。

趋势二：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催生新型侵蚀通道。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预测模型需要海量生物数据进行训练，正从根本上改变生物大数据的价值逻辑，特别是训练后的模型参数可能通过模型反转攻击等手段被逆向提取敏感信息。值得关注的是，“群体遗传特征被模型参数捕获”这一风险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超传统的数据泄露。后者是数据的直接扩散，而前者是在数据被编码为模型参数后，原始数据的归属与来源变得更加难以追溯和确权。

趋势三：生物大数据资产化进程加速，治理制度供给滞后。基因数据作为核心资产正在被资本市场重新定价，而数据确权、估值方法与交易监管等制度供给明显滞后。这一结构性落差意味着数据价值越高，围绕其控制权的争夺就越激烈，主权侵蚀的经济诱因也越强烈。当资产的交易速度持续快于产权规则的建立速度时，资产在交易环节被低价转让或控制权转移的风险显著上升，而当前生物大数据领域正处于这一困境之中。

趋势四：全球数据主权意识觉醒，治理格局趋于碎片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出台生物大数据出境限制法规。印度《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将跨境数据传输限制在中央政府指定的区域或国家；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境传输须满足充分性认定、合同保障或法定授权等条件。这一趋势虽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数据主权，但也可能形成相互割裂的治理格局。

（二）风险评估：治理难度与紧迫性的二维矩阵

本文提出采用“治理难度—紧迫性”二维矩阵对各类主权侵蚀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和优先级排序。治理难度综合考量制度博弈、技术替代、外交协调空间三个维度，紧迫性综合考量发生概率、危害规模及损害可逆性，二者又各分三级。图3呈现了各项风险议题在二维空间的分布格局。

图3 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风险评估：治理难度与主权侵蚀紧迫性二维定位

高难度+高紧迫性风险。此类风险兼具制度博弈的复杂性与即期威胁的紧迫性——前者涉及大国科技竞争与全球规则重构，后者涉及正在或可以合理预期产生的现实损害，若不及时应对，将严重削弱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这包括两项风险：一是制度封锁。美国对核心生物医学数据库实施包括我国在内“受关注国家”访问控制，且限制范围持续扩大。若美国推动盟友体系联动封锁，我国科研人员获取全球关键生物数据的渠道将进一步收窄。二是域外执法与长臂管辖。美国《生物安全法》授权其政府强制调取存储于任何地点的数据，若科研机构使用亚马逊云科技、微软智能云等存储生物大数据，即面临数据被调取风险；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同样具有域外效力。同时，生物大数据资产化趋势也使数据调取的动机更趋复杂。

中难度+高紧迫性风险。此类风险的共同特征在于：威胁已进入实操层面，但治理路径相对清晰——无须等待全球规则重构，而是依托现有或整合更新制度框架与技术工具即可开展有效干预。这包括三项风险：一是供应链漏洞与恶意代码注入。针对已公开基因测序仪漏洞，需通过设备安全认证与强制固件更新制度化应对。二是合规滥用。英国生物银行数据泄露案表明，合法获取后的信任滥用已成为现实威胁，可通过全流程审计追踪与数据水印嵌入等工具进行治理。三是对外技术许可隐性数据转移。当前，我国生物医药对外许可交易“爆发式”增长，但既有监管体系多聚焦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对伴随转移的生物数据规模、后续使用权限缺乏系统规制。

低难度+高紧迫性风险。此类风险的政策可见度高、治理成本较低，问题的症结明确，有解决方案可供选择，无需技术攻关和国际协商，关键在于执行速度与监管力度。这包括两项风险：一是测序仪预设数据上传——通过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在售测序仪须提供“关闭上传”选项并默认关闭，配合年度安全检测认证可较快见效；二是诱导式合作与学术掩护——境外机构以“学术合作”“公益项目”为名诱导提供未经安全审查的人类遗传资源样本，对此，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合同安全审查与备案制度等明确工具进行治理。

中难度+中高紧迫性风险。此类风险尚处于“累积期”而非“爆发期”。技术隐患已相对明确，国外已有先例，但国内尚未形成大规模实质性损害，治理窗口仍然存在，需在风险全面扩散前完成制度准备与路径探索。这包括两项风险：一是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隐式外流，当前尚处于“灰度地带”，技术隐患尚未形成大规模损害，而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技术已提供“数据不动模型动”的替代方案，问题在于推广速度与制度配套。二是破产清算场景数据失控。当前，我国破产法未对生物大数据特殊处置作出规定，需通过破产法修订或生物数据专项规定加以应对。

高难度+中低紧迫性风险。此类风险的棘手之处在于：其根源深嵌于全球治理体系与地缘政治结构之中，短期内既无“技术奇袭”的可能，也无“制度速成”的捷径。紧迫性虽不高，却容不得懈怠。这包括两项风险：一是结构性国际“生物大数据殖民”，每天产生实际损害，且不可因其“长期性”而忽视“持续性”，需持续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逐步扭转；二是国际期刊强制提交生物大数据问题，对此，可通过建设自主生物数据库逐步缓解。

三、加强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治理的策略与路径

面对已显现及潜在的各类型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风险，需要设计一套兼顾原则性与可操作性、既能守住安全底线又不阻碍创新发展的行动框架。本文从原则确立、策略分层、流程闭环、能力建设等维度，系统勾勒治理路径。

（一）主权优先，安全与发展并重

生物大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应立场鲜明、不容让步。同时，应避免“为安全而安全”的过度管控，防止治理成本过高而损害科技创新活力。开放共享与主权保护之间存在深层张力，而缓解这一张力的基本范式是“安全可控的开放”——对核心生物大数据实施最高级别保护，对一般性科研数据在满足溯源和公平惠益分享的前提下鼓励国际合作与流动。

（二）分层分类，精准施策

不同类型的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在根源、机制与危害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应采用差异化策略。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侧重规则博弈与战略反制；在产业与市场层，侧重资本审查与行业规范；在技术与操作层，侧重技术阻断与执法打击，制定生物大数据阻断法案或条款。针对管辖权、控制权、收益权、安全权四类权利损害，分别设计差异化的制度工具与技术手段。

（三）全链条覆盖，闭环管控

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可能发生在数据生命周期的任一环节——从采集、存储、使用、跨境、商业化到销毁、应急处置。因此，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治理应建立全链条闭环管控机制。在采集端，规范知情同意程序，防止以“学术合作”为名诱导采集与违规出境；对测序仪等核心设备实施安全认证与入网管理。在存储与使用端，强制实施数据水印、审计追踪与访问控制，加强对数据使用行为的实时监控；建立国家级异地备份中心。在跨境与商业化端，强化出境安全审查与对外许可合同条款审查，建立企业破产情形生物大数据的特殊处置机制。在销毁末端，要求数据使用方授权期满后彻底销毁数据并出具第三方审计证明。构建生物大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技术体系，确保“发现快、定位准、处置稳”。

（四）主动防御，预警先行

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侵蚀治理应从“事件驱动”的被动应对转向“风险驱动”的主动预警。建立分层分类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估模型，覆盖宏观国际态势、中观产业动向、微观技术事件三个层级，贯穿管辖权、控制权、收益权、安全权四个维度。实施红橙黄绿四级预警制度，与不同等级的应急响应预案联动。针对高风险场景，如某国出台生物大数据封锁新政、境外企业大规模并购国内生物数据公司等，应提前开展沙盘推演与对策储备。

（五）自主可控，弹性替代

在关键设备、软件、平台与标准层面，必须降低对境外技术体系的单向依赖，建立替代路径。在硬件替代层面，加速国产高通量测序仪与生物芯片的研发推广。在软件替代层面，开发生物信息分析工具链，实现对境外主流软件的对等功能替代。在平台替代层面，建设国家级生物大数据汇聚与存储平台，有序推进境外存储数据的迁移回流；支持国内期刊建立“数据本地存储、全球开放访问”的新模式。在标准替代层面，制定与国际主流标准互操作但主权可控的国家数据标准。在模式替代层面，发展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技术，实现“数据不流动、算法可跨境”的合作模式。

（六）加快软实力建设，夯实治理根基

维护国家生物大数据主权，需进行系统性的能力建设。加强“生物数据安全与管理”交叉学科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设立“生物数据安全治理”研究专项。推动相关机构构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资产登记、合规审查、应急响应等制度能力。加快培养熟悉国际法、知识产权与生物安全领域的谈判专业人才。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完善自律规范，深化在职人员培训，培养生物大数据主权意识。

(七)开放合作，完善生物大数据全球治理体系

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构建多层次的全球生物大数据治理合作框架，务实推动生物大数据安全便利高效跨境流动。立足当前，依据国内阻断法拒绝域外歧视性管辖，并将生物大数据使用限制与惠益分享列为跨境合作核心条款。着眼长远，推动“数据本地存储、多边授权访问”框架、跨境规则互认和惠益分享示范。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世界数据组织等框架下，积极推动生物大数据来源标注建设，以及与公平惠益分享相关的国际治理规则制定。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