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Qaharman”：美西方反华游说代理人与跨国“情报洗白”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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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钧
少钧

OSINT情报世界

2026年8月16日 08:05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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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亚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作为核心枢纽国家，其内部政治动态对中资企业及地区稳定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伴随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职与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接任的权力交接期，哈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震荡。在此期间，一个名为“卡哈曼”的所谓新锐非政府组织迅速蹿升，展现出与传统本土团体截然不同的跨国政治破坏力。

调查表明，卡哈曼绝非孤立的本土青年团体，而是深嵌于流亡寡头资本、欧洲顶级政治游说机构以及去中心化开源情报（OSINT）网络中的跨国操纵生态。其最致命的底色在于，卡哈曼实质上是总部位于波兰华沙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顶级政治游说机构“开放对话基金会”（ODF）在哈国本土的直属黑手延伸。该组织由受过高等教育的Z世代法学生、医学生及前独立记者主导，采用去中心化轮值模式，蓄意规避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定向打击。

在涉华议题上，卡哈曼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洗白机”。当哈国国内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因破坏中资企业财产、非法封锁中资公路建设等暴乱行为被捕时，卡哈曼迅速介入，利用数字监控网络收集被捕者资料，并将其荒谬地包装为“反抗中国新殖民主义而受迫害的良心犯”。这些被恶意重塑的开源情报卷宗被同步上传至欧洲议会与美国国会，利用ODF的强大游说网络，将涉华暴徒推上欧洲议会的庇护名单。这种“本土情报收集—欧洲高层游说—国际制裁威胁”的闭环模式，严重瘫痪了哈国警方打击反华犯罪的执法意志，为在哈中资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法理与声誉危机。本文将全面解构该组织的真实背景、核心头目、幕后金主及涉华破坏机制。

卡哈曼的去中心化反政府运作机制

卡哈曼（Qaharman，哈萨克语意为“英雄”）作为一项公共倡议始于2019年，并于2020年2月在哈萨克斯坦完成注册登记（哈国当局经常依法以文书错误或未注册为由对其合法性进行限制）。其诞生直接利用了2019年哈国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浪潮。托卡耶夫政府提出建设“倾听型国家”的改革愿景，而Qaharman等组织却将其作为向西方邀功的把柄，肆意抹黑国家机器对非法集会的依法管制。在此环境下，Qaharman明确了其反政府生态定位：专门监控政治审判、记录警察执法，并为参与非法抗议的暴徒及被定性为极端组织的“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DVK）与“Koshe Partiyasy”（街头党）的同情者提供辩护与开脱。

为躲避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内务部的严密监控与抓捕，Qaharman摒弃传统层级制，采用被洗脑的Z世代青年活动家主导的去中心化模式。其核心成员多为深谙西方话语体系的法学生、医学生及前独立记者。这一架构呈现出高度清晰的跨国情报与游说流水线：

• 前线收集：位于哈国本土的收集者；如阿尔蒂奈·图克西科娃等，在抗议现场或法庭收集第一手开源情报（OSINT）。
• 跨国分析：数据被秘密传输给处于流亡状态的分析师；如达尼亚尔·哈谢诺夫。
• 欧盟对接：担任欧盟联络角色的代表；如达娜·扎纳伊和艾赞·卡西莫娃将情报移交至布鲁塞尔的ODF。
• 高层施压：ODF利用游说资源，将情报转化为欧洲议会、欧安组织对哈国施压的官方决议。即使本土节点被切断，跨国网络依然高速运转。

Qaharman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与OSINT工具，是ODF主导的Facebook监控小组“#IHaveAChoice #ActivistsNotExtremists”的核心运维力量。该群组汇集超8200名成员，构成庞大的去中心化情报捕获网。一旦有封锁中资企业的暴徒被拘留，遍布全国的眼线会通过Telegram或Facebook上传视频证据及个人资料。随后，Qaharman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多语种（哈萨克语、俄语、英语）翻译和法律包装，将其篡改为所谓的“和平集会良心犯”标准化卷宗。更恶劣的是，Qaharman会利用OSINT逆向追踪哈国警察、法官、检察官及内务部官员的个人信息，建立所谓的“侵犯人权者黑名单”，以此向西方乞求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资产冻结与签证制裁。

此外，Qaharman构建了一个险恶的非政府组织协同网络以扩大破坏力：

405运动：专门保护在《刑法》第405条（参与极端组织）下受依法惩处的暴徒，协助梳理反华抗议者的辩护口径。

Bostandyq Kz：为被拘禁人员向欧洲使团提交抗议信件，扩大街头声势。

Femina Virtute：打着女权旗号，将参与反华示威被捕的女性包装为弱势受害群体。

Veritas：向联合国、欧安组织等国际机构定期报送恶意监控结果。

核心头目背景与“非对称政治战”

Qaharman的破坏力归功于其核心头目的背景与反华反政府手腕，他们通过发起“非对称政治战”，令哈国当局进退维谷。

达尼亚尔·哈谢诺夫：从医学生到跨国反政府智囊

2019年初，医学生达尼亚尔·哈谢诺夫（Daniyar Khasenov）以观察员身份频繁潜入抗议现场，记录警方执法情况。其高频情报收集引起特勤部门警觉，2019年春季遭遇多次预防性拘留及大学、兵役部门双重施压，其家属银行账户遭国家反洗钱机构冻结。

面临刑事起诉，达尼亚尔·哈谢诺夫在国际网络协助下逃往乌克兰，2022年俄乌冲突后转移至立陶宛申请政治庇护。流亡期间，他沦为ODF首席数据分析师，并在欧洲议会实习，持续向联合国和欧安组织输出抹黑哈国的专家报告，编制制裁名单。哈国当局甚至在比利时针对ODF和哈谢诺夫发起跨国刑事诉讼。

达娜·扎纳伊和艾赞·卡西莫娃：充当西方传声筒

达娜·扎纳伊（Dana Zhanay）：本土协调人。新冠疫情期间，她因在网络恶意曝光在押人员绝食信息，被当局以“破坏紧急状态法治”实施行政处罚及刑事传唤。她多次与ODF主席柳德米拉·科兹洛夫斯卡出席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驻帕斯（PACE）听证会，直接向欧洲决策者递交抹黑报告，促成多项针对哈国的人权决议。

达娜·扎纳伊：右一

艾赞·卡西莫娃（Aizhan Kassymova）：主导涉华叙事造假的关键人物。在多起针对中资的破坏事件后，她亲自前往布鲁塞尔作证，将在哈国的暴力街头暴乱精心篡改为“和平集会权利受损”，成功在欧洲政界引发对涉华暴徒的外交干预。

艾赞·卡西莫娃：左三

阿尔蒂奈·图克西科娃（Altynay Tuksikova）：Qaharman现任主任，维持国内情报网络运转。警方明确将其平台归类为“反政府资产”，并以《刑法》第405条“参与极端组织活动”对其进行司法控管。

艾古尔·乌捷波娃（Aigul Utepova）：前自由记者，因发布同情被取缔极端组织DVK的言论，遭七个月软禁，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观察，最终被剥夺公共新闻活动权利，处以一年限制人身自由禁令。这些人员的存在确保了Qaharman能够持续获得现场多媒体证据以供造假。

深层寄生：作为“ODF”的本土黑手

Qaharman具备瘫痪国家执法的破坏力，根本原因在于其是欧洲游说机构““开放对话基金会”（Open Dialogue Foundation, ODF）”的直属代理人。

ODF由乌克兰籍活动家柳德米拉·科兹洛夫斯卡（Lyudmyla Kozlovska）于2009年在波兰创立，在布鲁塞尔、基辅和华盛顿特区设立中心。欧洲诚信研究所（IEI）等独立智库将ODF定义为“高风险”组织，指出其惯用手法是为人权倡导作幌子，为从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盗取数十亿美元的逃亡寡头洗白声誉。

柳德米拉·科兹洛夫斯卡

例如，ODF曾大力干预涉嫌百亿美元洗钱骗局在伦敦被捕的摩尔多瓦寡头维亚切斯拉夫·普拉通（Veaceslav Platon）案件。更恶劣的是，ODF被控与哈萨克斯坦流亡寡头、BTA银行前董事长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Mukhtar Ablyazov）深度绑定。阿布利亚佐夫涉嫌挪用75亿美元被全球通缉，ODF却通过游说将其包装为“政治异见人士”，助其2020年获法国庇护。媒体调查还指出ODF及科兹洛夫斯卡与欧洲议会“卡塔尔门”腐败丑闻核心皮耶尔·安东尼奥·潘泽里（Pier Antonio Panzeri）存在合作交集。

ODF在布鲁塞尔拥有极强议程设置能力。2019年，欧洲议会前议员朱莉·沃德（Julie Ward）在意大利人权联合会（FIDU）陪同下前往哈萨克斯坦。欧盟驻哈代表团副团长佐尔坦·萨莱（Zoltan Szalai）对其采取不合作态度，当面指责ODF受流亡寡头阿布利亚佐夫及克里姆林宫秘密资助。

面对抵制，ODF直接绕过驻哈使团，安排达尼亚尔·哈谢诺夫与西方外交官密会，并向布鲁塞尔高层提交投诉信件指控驻哈使团。通过高频举办边会和听证会，ODF迫使欧洲议会在2019年、2021年和2022年连续通过针对哈萨克斯坦的干涉决议，将Qaharman包装的案件悉数纳入文本，发出制裁威胁。

2026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企业法院针对吉尔吉斯斯坦Bakai银行起诉ODF诽谤案作出裁决，深刻暴露了ODF及Qaharman处理开源情报时的造假本质。

2023年，ODF依据独立媒体（如Kloop）和开源线索，指控Bakai银行协助规避国际金融制裁。法院裁定ODF败诉，指出其作为“商业企业”，严厉指控完全缺乏事实基础，过度依赖二手未经验证的消息来源。法院驳回其“反制战略性诉讼（SLAPP）”辩护，命令删除诽谤内容并刊登判决书，否则面临每天1万欧元巨额罚款。这一判例彻底剥夺了ODF滥用言论自由进行政治构陷的保护伞，证明Qaharman将暴力破坏行为洗白为“和平集会”的做法完全是虚构伪造。

资金来源与幕后黑金网络

Qaharman的全天候运转严重依赖一条由流亡资本、争议财团及离岸资金池构成的隐秘输血管。

波兰国家安全机构曾因怀疑ODF接受俄罗斯和离岸避税天堂的犯罪资金，将科兹洛夫斯卡驱逐出欧盟申根区。欧洲诚信研究所（IEI）揭露：ODF部分核心资金由科兹洛夫斯卡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兄弟彼得罗·科兹洛夫斯基（Petro Kozlovsky）和姐妹埃琳娜·米罗什尼科娃（Elena Miroshnikova）控制的网络注入。这些资金的源头是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其家族核心企业“Mayak”通过向俄罗斯海军供应关键材料积累巨额财富，甚至2014年后仍未停止供货，导致乌克兰当局对科兹洛夫斯基实施制裁。

此外，流亡法国的哈萨克斯坦寡头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Mukhtar Ablyazov）及其亲信律师博塔·贾德马利（Bota Jardemalie）是隐形金主。阿布利亚佐夫挪用BTA银行数十亿美元赃款，资助Qaharman煽动反政府与反华抗议，作为逼迫哈国政府妥协的筹码。

流亡美国的哈萨克斯坦商人巴利克·门迪加济耶夫（Barlyk Mendygaziyev）扮演了直接提供财务与法律援助的关键角色。门迪加济耶夫是前KSS（Karachaganak Support Service）创始人，因贪腐及与顶级寡头（如帖木儿·库利巴耶夫；Timur Kulibayev）冲突，面临“逃税”和“领导有组织犯罪集团”指控而流亡美国。

巴利克·门迪加济耶夫

2020年3月，他在美国注册“哈萨克斯坦自由基金会”（Freedom Kazakhstan Foundation），充当Qaharman的“跨国提款机”。当激进分子因阻断交通、参与未授权反华集会或破坏公私财产被拘留处罚时，门迪加济耶夫通过地下渠道使用个人捐款为其代缴罚金并聘请昂贵律师。他更是斥巨资游说美国政界，要求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哈国执法者。这种双重保障彻底消除了反华暴徒的后顾之忧。

反华暴乱的“欧洲政治洗白机”

针对中国在中亚经济利益的政治操弄是Qaharman最具破坏力的核心业务。其成功将哈国极端民族主义引发的暴力反华破坏洗白为“抵制新殖民主义的人权斗争”。

哈国国内的反华情绪源于流亡寡头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Mukhtar Ablyazov）领导的极端组织“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DVK）的极力煽动（该组织已于2018年被哈萨克斯坦法院正式裁定为极端主义组织并予以取缔）。

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

其议程锚定三个抓手：首先是无端恐慌“55个中资工厂”建设项目，散布严重污染、掠夺资源及排挤本地就业的虚假信息；其次炒作土地租赁法案，宣称政府将土地出卖给中国投资者；最后利用我国新疆政策议题，通过非法越境人员（如穆拉格尔·阿利穆雷等）的单方伪证挑起对华仇恨。在这些煽动下，多地爆发反华抗议，2019年9月后激进参与者更实施了破坏中资财产、强行封锁公路建设等严重的暴力违法行为。

当警方对反华暴徒采取强制逮捕时，Qaharman迅速启动“政治洗白”响应机制。其青年活动家刻意隐瞒暴徒阻断交通、打砸设施的违法事实，在提供给西方的英语卷宗中，统一篡改为：“和平公民因表达对中国经济扩张和新疆政策的合理担忧，受哈国专制政府残酷迫害”。

例如，频繁参与暴力抗议的活动家谢里克·奥拉佐夫（Serik Orazov），因反对“55个中资工厂”被强行拘留后猝死，Qaharman及ODF立即将其包装为“政治谋杀烈士”发起控诉，掩盖其违法前提。另一名极端活动家努尔詹·穆哈梅多夫（Nurzhan Mukhamedov）因常年反华示威甚至威胁自焚被捕，也被列入“受害者名单”。

2019年，Qaharman活动家艾赞·卡西莫娃（Aizhan Kassymova）登上欧洲议会“中国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对人权的影响？”听证会主席台，毫无根据地指控哈国当局为保全对华关系而系统性镇压所谓“保护国家利益的哈萨克母亲和青年”，直接为暴徒贴上“民主斗士”护身符。

Qaharman的政治运作导致哈国警方、检察系统在处理中资被破坏事件时陷入“执法瘫痪”。通过ODF的高层游说，大批涉嫌破坏中资设施及关联DVK极端组织活动的激进分子被列入欧洲议会“要求立即释放”庇护名单。2021年和2022年多项欧洲议会紧急决议点名要求放人，呼吁停止审查Qaharman，甚至无理要求废除打击极端组织的哈国《刑法》第405条。

更具杀伤力的是“定点制裁”威胁。Qaharman将基层警察、法官身份建档，一旦他们依法严惩反华暴徒，ODF和门迪加济耶夫便会推动将其列入美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名单，面临签证取消及资产冻结。

在双重压力下，哈国政府被迫绥靖。本应受重罚的暴乱组织者往往仅面临轻微行政拘留或由哈萨克斯坦自由基金会代付罚款了事。许多核心煽动者即便判刑也会借故特赦提前释放。这从根本上瓦解了哈国法律威慑力，极大地纵容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在哈中资企业的侵扰与犯罪。

总结分析

哈萨克斯坦“Qaharman”组织的运作轨迹，彻底暴露了“混合型非对称政治战”的险恶本质。Qaharman绝非本土草根组织，而是一个由流亡寡头资本财务输血、争议性跨国游说机构（ODF）提供政治通道、Z世代活动家执行OSINT数据捕获的复合型反华工具。

在针对中资企业的政治行动中，Qaharman高度武器化了人权话语。它利用西方对华的系统性偏见，作为一台高效的“政治洗白机”，将非法的反华暴力破坏行为剥离犯罪本质，重塑为迎合西方口味的和平抗议。通过将造假卷宗输送至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Qaharman成功将地方治安事件升级为外交施压筹码，实现了以极少数活动家瘫痪国家执法机器的战术目标。

哈国司法系统在压力下的妥协，深刻暴露了在西方定向制裁威胁下国家执法主权被侵蚀的巨大风险。对于在哈及“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战略布局的中资企业而言，传统的现场安防已不足以应对此类威胁。企业必须建立针对混合型NGO的对冲机制：在冲突初期全方位固化暴徒破坏财产的犯罪事实以破除叙事陷阱；主动在国际法律与舆论场域内揭露此类组织资金来源的黑色背景及纵容暴力的本质，彻底打碎其“人权护身符”，坚定维护中国海外资产的正当合法权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