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解读公安机关网络远程勘验与境外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梳理三层递进取证体系（在线提取、远程勘验、技术侦查），分析境外数据取证路径从允许到限制的演变，指出规范冲突与争议点，并给出区分程序边界、选择合规路径、规范笔录等实务操作建议。 综合评分： 85 文章分类： 政策法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

网络远程勘验与境外电子数据取证—— 公安机关取证规则核心要点解读

张晓君刑辩 张晓君刑辩

张晓君网络犯罪辩护

2026年8月10日 15:5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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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犯罪高发的当下，大量关键证据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远程服务器甚至境外服务器中。公安机关如何合法合规地调取这些数据？哪些情形下可以远程勘验？境外数据又该走什么程序？

本文以两高一部2016年《电子数据规定》与公安部2019年《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核心，帮你厘清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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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数据包括什么？

根据2016年《规定》，电子数据是案件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具体包括四类：

• 网络平台信息：网页、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平台发布的信息

• 通信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等即时通信记录

• 记录类信息：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交易记录、登录日志等

• 电子文件：文档、图片、音视频、计算机程序等

需要注意：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口供等言词证据，不属于电子数据，仍应适用言词证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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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层递进的取证体系

2016年《规定》第九条构建了一个核心框架——从轻到重、层层递进的三级取证体系：

网络在线提取→ 网络远程勘验 → 技术侦查

🔹 第一层：网络在线提取

适用于四种情形：原始存储介质不便封存；提取内存或网络传输中的数据；原始介质位于境外；其他无法扣押介质的情况。这是一般性取证措施，门槛最低，无需特殊审批。

🔹 第二层：网络远程勘验

当在线提取无法满足侦查需要时——比如需要分析数据范围、展示数据内容、安装程序或收集系统架构信息——就应启动远程勘验。2019年《规则》第27条列举了六种必须启动远程勘验的情形，范围相当宽泛，实践中大多数在线提取都可能被认定为需要启动远程勘验。

🔹 第三层：技术侦查

需要采取特殊技术手段时启用，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获取的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时，需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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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变化：境外数据怎么取？

这是两项规定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异，也是实务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2016年《规定》明确授权：对原始存储介质位于境外的电子数据，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提取——范围涵盖境外公开和非公开数据。

但2019年《规则》第23条将在线提取限定为：① 公开发布的电子数据；② 境内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上的电子数据。

这意味着：对于境外非公开的电子数据，2019年《规则》实际上未提供网络在线提取的明确授权。而效力更高的2016年《规定》又未被废止——这种规范不一致给执法和司法审查带来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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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程勘验程序怎么走？

2019年《规则》用13个条文细化了远程勘验的操作要求，核心有五点：

• 管辖：由办理案件的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可提供技术支援

• 见证：应有符合条件的见证人；客观原因无法安排的须在笔录注明并全程录像

• 笔录：结束后及时制作《远程勘验笔录》，详细记录勘验情况和截图

• 录像：四类重大案件（危害国安、关键证据、社会影响大、可能判五年以上）须全程同步录像

• 工具注明：使用代理服务器、VPN等工具的，须在笔录中注明名称和版本号

此外，第33条要求取证时应使用合法授权的访问权限（用户名、密码），不得通过黑客攻击或系统漏洞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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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外数据的第三条路：国际司法协助

2018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为境外电子数据取证提供了单边在线提取之外的合法路径——通过司法部等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正式请求协助调取证据。

至此，我国对境外电子数据取证形成了三条路径：

• 路径一：网络在线提取适用于公开发布的境外数据（或依据2016年规定第9条涵盖更广范围）

• 路径二：技术侦查须经严格批准手续

• 路径三：国际司法协助程序规范但周期较长

实务建议：取证前须审慎选择路径，评估合法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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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个核心争议点

争议一：在线提取会不会架空搜查程序？

在线提取被定性为任意性侦查措施，无需司法令状。但现实中它对公民信息的干预强度，可能不亚于物理空间的搜查扣押。学者担心这为侦查机关规避程序控制留出了空间。

争议二：违规调取的境外数据要不要排除？

2019年《规则》虽缩限了境外在线提取范围，但未配套规定程序性制裁——公安机关违规对境外非公开数据在线提取后，所获证据是否应当排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争议三：司法协助太慢怎么办？

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繁琐、周期漫长，而电子数据易篡改、易灭失。实践中侦查机关可能倾向于选择效率更高的单边路径，进而引发证据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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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务操作五个要点

• 区分程序边界：在线提取仅适用于对既有数据的被动获取；涉及主动探察、安装程序、生成新数据的，必须启动远程勘验。

• 选择合规路径：公开境外数据可单边提取；非公开数据优先走司法协助；确需单边措施的，充分评估风险、严格审批。

• 规范制作笔录：笔录需达到能还原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原始情况的标准，对过程、工具、步骤的记录要客观、全面。

• 落实全程录像：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数据系定罪量刑关键证据等四类案件，全程录像是刚性要求。

• 别忘了校验值：所有提取的电子数据均应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这是确保数据同一性的核心技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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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16年《规定》与2019年《规则》共同构成了我国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基础框架。两项规定在境外数据调取上从允许到限制的演变，反映了立法和执法机关在取证效率与网络主权、权利保障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努力。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推动更高效力层级的统一立法，消弭规范冲突；完善远程勘验的审批监督机制；积极参与电子数据取证国际规则的制定。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国际合作三个维度协同推进，才能构建既保障侦查效能、又恪守程序正义底线的电子数据取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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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依据

·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

·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201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2018）

· 朱桐辉、王玉晴：《电子数据取证的正当程序规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1期

· 谢登科：《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规则反思与重构》，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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