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为潘汉年三本传记的读书笔记。作者辟谣了自媒体关于其历史罪名的付费噱头，重申中央平反结论。通过摘录核心史料，展现了潘汉年在隐蔽战线、国共谈判及情报工作中的卓越贡献与精细作风，澄清了历史细节，具较高党史回顾与史料参考价值。 综合评分： 45 文章分类： 其他

潘汉年的三本传记

原创

谭元亨张云陈修良 谭元亨张云陈修良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6月9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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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5.5

最近看了三本讲潘汉年的书。

潘汉年的一生_12081990.pdf

这本，是某公众号提到的。那个作者说原书267页写有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其中三项罪名，最主要的是第一项，1936年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说这项隐藏着啥秘密，如果大家感兴趣，他会在下次搞个付费阅读详细拆解云云。我心说，1982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平反，那个通知里对这些所谓罪名一一做了结论，有什么秘密需要四十多年后付费拆解？于是我去读秀下了这本，翻到原书267页，毛秘密也没有。原书268页复述了《通知》对此问题的最终结论，潘汉年奉命参加会谈，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情况来往的文电档案证明，他是坚定地按照党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潘汉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摘录了上述内容贴在此公众号留言区。显然，不会精选。不过，那个号后来也未再写他所谓的付费拆解。

潘汉年非凡的一生_10757664.pdf

这是陈修良对潘汉年的回忆。陈修良曾是潘汉年地下工作期间的部下、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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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依稀记得是另一个公众号作者推荐的，是吃历史自媒体这碗饭的，他的公众号主要为自己那些付费阅读项目引流，公众号内容有限。考虑到人家相对我来说，算半专业人士，我下了这本书。看过后，一言难尽。写得很一般，理性的东西太少，感性的东西太多，作为带有情感倾向的追忆，可以一读，若当成回忆录读，信息密度低到令人发指。不过，此书介绍了潘汉年发妻(许玉文)的最后结局，唏嘘，另两本完全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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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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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3 几年之后，即“西安事变”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之际，潘汉年陪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到陈立夫家作客，陈立夫不无遗憾地问及此事，周恩来含笑答道：“我是在你们的人到来前五分钟才撤出那个据点的。”

P134 在柔石被捕的那天，因唐瑜与他同住一个弄堂内，潘汉年知道了，立即叫他搬家，屋里如果没有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再回去了。唐瑜说他刚买了一条新被子。潘汉年立即说：“我另送一条给你。”这一句话，包含有多少血的教训！有的同志不就因为家中某样东西没拿，待返回时，便被敌人抓住了…

(马识途讲过，吕英就是这样被捕的)

P139 杨度是共产党人的事，在他死后还一直没人知道。解放后出版的许多历史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宣称他是“帝制余孽”，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直到1975年底，周恩来同志病危之际，才最后说出了这个秘密，告诉有关部门，说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晚年转变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总理为何临终才说出来呢？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前面说过，杨度由潘汉年介绍入党，是得到他批准的。他和潘汉年，自然了解杨度是怎样一个人。但是，潘汉年已被打成了“反革命”、“内奸”，杨度又该作何论？当总理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时，便不再缄默了，他再也不能让死了的杨度继续蒙冤下去。

P209 可她做梦也没想到，二姊宋庆龄居然也反对何应钦轰炸西安的阴谋，主张释放蒋介石。

事变的第二天，宋庆龄便从银行里提出了一笔款子，然后打电话通知了孙科，叫他安排飞机准备去西安同时又约好了何香凝，准备联袂赴西北。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共产党员廖承志在陕北刚刚恢复自由，出了张国焘的冤狱。他是被一路押送，走完长征全程的。她们希望此行能说服张学良、杨虎城。二姊不计较往昔的恩怨荣辱，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深深地打动了宋美龄。

P222 潘汉年说：“在西安，恩来同志还去看了蒋介石，蒋介石还对他叫了一声‘同志’呢”。

(这是从黄埔军校论的吧)

P223 事后，潘汉年才把要夏衍给郭沫若当助手的事作了交代。他考虑很周到，讲话细致入微，说郭沫若是个大作家，又是战士，在国外很有影响，这时候回来，对党、对抗战可以起很大作用。但他毕竟过了10年书斋生活，对微妙的时局，对十年来变化很大的人事，已难免很生疏了。因此，至少在上海时期，请夏衍当好助手，主要是政治上的助手。

P224 郑育之赶紧回家清理文件，从中发现了方志敏烈士的诗和给中央的信，于是她立即请示冯雪峰同志。冯雪峰说要请示潘汉年，嘱她暂时妥善保存。几天后，潘汉年带上相机，将信件、诗稿逐一拍照，然后将原稿交冯雪峰转移到别处，底片则由他自己带走这件事，表现了他对烈士的景仰，对烈士遗物的珍重、爱护。如今，我们尚能看到方志敏烈士的遗诗、遗信，怎能不感谢他和冯雪峰同志呢？

P234 他想起在“西安事变”前夕，他在西安找到了出狱不久辗转来到西安的丁玲，也劝她：“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只有你具备条件去做这个工作”，只是丁玲执意要上延安，没有去成，他不无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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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2 《伍豪启事》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据当事人回忆，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股总干事张冲。张冲亲自起草的这则启事，交给一个名叫黄凯的CC特务，分送上海各报，其目的是想在中共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党涣散瓦解，并乘机打击周恩来。由于潘汉年的努力，这则启事的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至于张冲本人，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逐步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表示敬佩，并与潘汉年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8月11日，张冲在重庆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

P170 在港期间，戴笠曾向袁殊交代过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全力对付汪伪特工总部“76”号，并设法摧毁它。袁殊认为，“一切以争取抗战胜利为第一”，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都可答允下来。但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请示潘汉年，因而失去了党的支持；二是对军统内部人员缺乏警惕。袁回上海后，将爆破“76”号计划的副本交给原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审查备案。岂料此人早已秘密投靠江精卫，因此事情很快暴露，袁殊差点把命搭上。

P171 当时，经过审讯，丁默邨主张立即将袁殊处死，而李士群则主张，袁殊是个人才，可以留为己用，无须处死。两人争论不下，去请示他们的上级周佛海。周佛海认为，如是可杀可不杀，就不要杀。这样，袁殊得以幸免。此后，李士群便将袁殊接到家里。李的妻子叫叶吉卿，原是叛徒，亦与袁殊熟悉。此时，三人便在楼下客厅谈起来。李士群说大家是老朋友了，只要愿意合作，便可免去一死。袁殊根本不买账。他对李士群说：“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们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我的后台。”接着，他问李士群：“你能让我打个电话出去吗？”李士群听他这样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未来得及回答，叶吉卿已在一旁接上去了，她指着电话机对袁殊说：“你打吧。”然后示意李士群上楼，由她留下看着袁殊。原来袁殊是将电话打给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他用日语和对方通话时，叶吉卿已听出一些苗头，等李士群从楼上下来，两人一商量，便不再和袁殊啰嗦什么，马上叫人将袁殊送至虹口一个地方住下来，叶吉卿和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也熟悉，此时，竟也打了一个电话，告知马景星关于袁殊的下落，要她不要着急。这样一来，事情就戏剧般地发生了变化。

与袁殊通话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高级特务头子。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实际上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袁殊奉党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他发生了情报关系。由于袁殊讲得一口好日语，加之机智地投岩井所好，请他上馆子吃中国菜，陪他逛舞场跳交际舞，于是，岩井把袁殊当作好朋友。现在袁殊遇到了麻烦，他自然帮忙。两天后，岩井带了两个书记员，亲赴“76”号，将袁殊带了回去。

袁殊被释放后，岩井要他公开表态，与日本政府合作。鉴于接受戴笠任务时未向潘汉年报告的错误教训，袁殊表示过几天再答复岩井。实际上这是缓兵之计，袁殊要征求党组织的意见。

刚好这时，潘汉年已从香港回到上海。袁殊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岩井所提的要求，请潘决策。潘对袁是信任的。他思忖后说：存在就是发展，不妨将计就计，打入岩井机关，作为亲日的江精卫的反对派而存在。至于军统，潘汉年认为关系不要中断。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一封亲笔信，说明自己执行任务过程中为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特工总部逮捕，以至被迫假意投敌等情况，希望取得谅解、保持默契等。此信由潘汉年托人转送戴笠。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袁殊答允了岩井的要求，正式加入岩井机关。不久他又收到戴笠的亲笔信，信中不仅表示理解袁殊的处境，还劝勉袁殊“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不过，袁殊自然也遭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抗日爱国人士与共产党员的唾骂，他们以为袁殊“落水”当了汉奸，纷纷断绝和他来往。袁殊承受着毁誉的苦痛，忍辱负重，在“汉奸”行列中为党、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默默地工作着、战斗着。抗战胜利后，袁殊在党组织安排下，进入解放区，结束了从白区到沦陷区长达14年的毁誉生活，以新的战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袁殊任职于中直机关，研究国际问题。1955年4月因潘案牵连入狱，1982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

P179 1947年，周佛海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张子羽曾代表潘汉年去探视，再次进行策反，张告诉周，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做点有益工作，但被周拒绝了。

P183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

(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是潘汉年后来悲剧的起点)

P287 据潘汉年解释，当时他从敌占区回到华中局以及后来到延安，正赶上党内进行整风审干，他怕一旦说出会见汪精卫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向党组织报告，一直拖到1955年4月初才主动作了交代。《通知》认为，潘汉年的解释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长期不向组织报告会见汪精卫这样重要的事情，是错误的。

《通知》指出，胡均鹤1932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被捕叛变，先后充当国民党和汪伪特务。1941年与我方建立秘密联系，并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回到淮南根据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方请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同意后报告了有关主管部门，才被带到上海参加肃反工作。对此，潘汉年没有责任。后来经饶漱石批准，一批原特务骨干分子担任了侦察、情报、审讯组长和联络员，还有许多登记自首的原国民党特务，被作为公安局的工作关系。在开展隐蔽斗争中利用这些人，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对当时开展的反特肃反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把胡均鹤等任用于内部和要害部位，内外不分，则是错误的。但这件事潘汉年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不存在所谓潘汉年“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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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啊！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精细。1931年4月间，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张字条，上写：“明日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这分明是组织上发出的紧急通知，要我在明晨六时前逃离这个地方。我看毕字条，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装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五时许，手拿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巡捕看我是一个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让我溜过去了。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那天早上六时后，果然有大批巡捕去搜查了我的住房，幸一无所获。这场灾难得避过，我事后知道原来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及时派人来通知我的。是谁派人送来的条子，除了潘汉年，还有谁呢！

P28 1932年下半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无耻的叛徒贪生怕死，出卖自己的同志，像猎狗一样到处追捕共产党员。我也被一个叛徒告密，甚为危急，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为此，我向党中央写了一个申请书，请求批准。申请信交出不久，就接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去南京同一个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接头暗号。我高兴地按时坐火车到南京，等待中央来人面谈一切。我把假名写在鼓楼旅社的来客板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挂了几天，却不见有人前来找我，好生奇怪。我怕多住要引起怀疑，懊丧地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不再派人来同我联络，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那个时候的上海，有的叛徒钻进了党的机构，危害极大。我一时间无法去找中央，而敌人尚在追捕，我连出门都很困难了，不得已我只得去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我的愿望虽然没有落空，但南京失约的事，却象谜一样使我难忘，到底失约的人是谁呢？过了11年后的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意外地遇到了潘汉年，他刚从上海返回根据地，向华中局汇报工作。我在新四军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他，问起了南京鼓楼旅社有人失约事，他是否知道，因为这时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长，想必他会查到的。他一听我的问话，立刻哈哈大笑起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人就是我！”我不禁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失约的人，就是他！我因整风运动中要审查干部，失去组织关系问题要有人证明，就此问他不去鼓楼旅社接关系的原因。他当时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但他负责地说：“一定为你证明”。后来党组织发给我的整风审干结论中，果然写上潘汉年的名字，证明了我失去组织关系这段历史。但我仍然不知道他是怎样写的，只觉得他确是一位值得钦佩的神秘人物。

P54 周恩来向潘指出，中国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情报工作要适应形势，长期隐蔽，有目的、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机关探测敌情，以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潘汉年在武汉就设法寻找一些线索，他查知有个汉奸，在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时曾做过周恩来的警卫员，后来被捕投敌，此时已投向日方且红极一时。潘得知此人当汉奸尚未死心塌地，想和我方拉关系，做两面派人物，为将来留条后路，遂决定派女诗人关露去找他。对方因关露是文化人，不太信任；潘汉年又派了一个党的干部与此人直接联系，从中取得十分重要的敌方军事情报。武汉办完了事，潘汉年重返香港，在华南局领导下工作。

(此汉奸即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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