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为马识途革命回忆录摘录，记述作者在成都党组织遭破坏后转移至重庆，通过朋友韩觉民筹款并借助海关职员黄毅掩护，与特务周旋后计划绕道贵州、广西前往香港向上级汇报的经历。核心内容包含地下工作者的应急处理、隐蔽战线斗争策略及叛徒出卖后的风险规避方法。 综合评分： 75 文章分类： 实战经验,应急响应,安全意识,其他

在地下_马识途_摘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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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 马识途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18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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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3 我到了重庆，以为这下可松活了。我消消停停地到我老朋友韩觉民的公馆里去。我没有想到蒲华辅竟这么坏，连我在重庆的朋友关系也供出来了。当我走进韩公馆的时候，老韩上班还没有回来。我便在他的客厅里喝茶等他回来。

到了中午，老韩回来了。他一进门看到是我，大吃一惊。他轻声地对我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这里的警备区二处的特务前两天到我这里来过，问你到重庆来了没有，有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想一定是出事了。我决不允许特务潜伏在我家里等你。我就说：‘这个人和我十几年前同过学，以后再也没有往来了。只是去年来过一回，看样子很潦倒，向我要钱，我没有给他。他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我就问他们是什么事。他们说，你是共产党的头子，正在抓你。我就说：‘哦，原来他是共产党呀，我这当老板的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我巴不得你们抓住他呢。这样吧，如果他到我这里来，我马上设法稳住他，打电话给你们，你们就派人抓他吧。’他们信了我的话，便回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问，你得赶快离开这里。”

我真的大吃一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还是马上离开这里的好。我对老韩说：“成都出了大叛徒，我要到香港去。”他说：“那么你恐怕要用钱吧？我马上准备。”我说：“好，三天后的上午，我们在小什子城隍庙茶馆碰面。你把钱带来。不过你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有特务跟你来呀。”他说：“那是自然。我坐私包车去，跑得飞快的。”他又问我：“你现在到哪里去呢？住旅馆可不好呀。”我说：“我自有办法。”便匆匆从那里告辞出来。我留心观察一下，没有潜伏的特务的迹象，我就上街去了。

我想幸喜从成都出发时，王德伟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她在重庆的朋友。不然，我现在到哪里去落脚呢？我就到重庆海关去找黄毅，只要在他那里有个住处就行了。老韩给我准备钱，我就不向这个新认识的黄毅开口了。

下午，我到了重庆海关找到了黄毅，拿出王德伟给他的信。他十分高兴，把我接进他海关里的宿舍里，给我安顿好房间。总算有了不受盘查的住地了。晚上吃过饭后，我们闲谈起来。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是从成都逃出来的，我只说到重庆来有事情。

第二天，我到茶馆和王宇光和他的妻子贾唯英见面。贾唯英是钱大姐通知她到香港转解放区去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她已经托人买到了飞机票，后天就要飞香港。我们简单地交换一下情况，我叫她到香港后马上去找钱大姐，向钱大姐请示我到香港去汇报的问题，请速按约好的隐语电报指示。并委托她代我们向钱大姐报告成都党组织遭受特务破坏情况。我还让她代我们向钱大姐说明，我们特委余下的两个人，我和王宇光，准备转移阵地到重庆附近乡下，对成都和川康地区党组织进行遥控指挥。随后我和王宇光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并祝贾唯英一路平安，就和他们告别了。

我回到黄毅家里，晚饭后他找我说闲话，谈他过去在东北中东铁路上做秘密交通的情况。接着便说到他失去了组织关系，回到关内，进入国民党空军做翻译，再也没有机会和党组织发生联系。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和王德伟及她的爱人孙中原是老朋友，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于是向他们说起过这事。但王德伟答复说她是单线联系的党员，无权发展组织。现在他希望和党恢复联系，他可以在海关做策反和准备完整接收海关。

我本来打算在他这里建立重庆第二个掩护关系，但是从他和国民党各方面有联系更适宜做策反工作的情况看，让他在重庆海关策反和准备将来接收也行。我对他过去在东北入党及为党工作的情况，后来在国民党空军和重庆海关的工作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以为情况比较复杂，只同意他和我暂时建立党的联系，党的关系要等到解放后查明历史才正式恢复关系。他听了很高兴，说只要能和党建立联系，能为党工作，他就很满意了。

第三天上午，我和韩觉民约好取钱的时间到了。我准时到小什子城隍庙茶馆，见老韩已经坐在里面一个桌子边。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并坐下来泡上茶聊起来。我忽然发现，在更里面的一张桌子边坐着的两个人神色不大对头，老在注意看我们。我问老韩：“你是不是带了尾巴来了？”他说：“不会，我坐的私包车，跑得飞快，哪个跟得上？”我说：“不对头。我们约另外的时间会面，你再拿钱吧。”他说：“那好，明天下午下班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我说：“我现在要设法脱身。你不要紧张，喝你的茶。”

于是我们很坦然地喝茶闲话，做出根本没有注意特务的样子。老韩给我一支香烟抽，我点火抽了一下，我用大一点的声音说：“你这烟不够味，我去买一盒好烟来。”我从容地走到庙门口的烟摊边，装出认真买香烟的样子，我故意把一只脚露在外边，叫特务能看到我是在那里买烟，便不会跟出来。我斜眼瞄一下，待那特务把眼睛转过去没有看我时，我马上收了脚，然后顺庙后小巷急步溜走了。那一带转弯抹角的小路很多，很便于我择路溜走。我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半山坡的中山公园门口，我径直走进公园，那里岔路更多。我转了一会儿，再也没有发现有人在盯我，自信我是走脱了，才回到海关去。

没有想到我到重庆来又冒了一次险，看来敌人很可能已经发觉我到重庆了。但是我还没有把钱拿到手，第二天还得再冒险去取钱。

第二天下午，我等到老韩的银行下班以后，才到银行门口。我正要进去，那门房拦住我说：“现在下班了，人都走完了。”我说我找韩经理，他说：“韩经理也回家去了，你是张先生吗？韩经理这里有一封信留给你。”我很奇怪，怎么约好的，他却走了。我拿过信走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老韩开出的一张支票，要我到另外一个银行去取钱。

解放以后，我碰到老韩，问他那天我们分手后的情况。他说我一离开后，那特务就过去问他，刚才和他一块喝茶的人哪里去了。老韩回答说：“我们生意场上的人，谈完生意就各走各的，我知道他到哪里去呢。”特务看老韩是坐私包车的大老板，便没有再追问。但是老韩回家后，明显发现有人守在外边街上，第二天上班，也发现有人悄悄地跟踪他。他知道不对头，怕我到银行取钱碰上特务，所以就开了张支票留在门房给我。他自己早早地走出银行回家，把特务带回了家，这样我就安全了。

我回到重庆海关。晚上，黄毅回来说，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各大小旅馆栈房都查得紧。连机关外来客人都查验身份证。因为他和警察分局的巡官很熟，所以问都没有问他。我暗地吃惊，莫非他们想下大网来抓我吗？看来我得赶快离开这里。但是香港的电报还没有来，我还不能走。

第二天我和王宇光碰头，他说：“香港的回电来了，要你马上设法到香港。”

我回海关后，就考虑着怎么平安地到香港。我想叛徒蒲华辅一定已经向敌人告密，我会到香港去向上级报告的，而且肯定会过重庆。敌人一定以为我急着要去香港，或者是坐飞机，或者是坐船沿江而下，到武汉坐火车到广州，换乘广九路火车到香港。因此只要严密把守机场、港口，看我能飞了出去？就是离开了重庆，在广州沿线如武汉广州，以及出口的深圳等地张网以待，他们便可手到擒拿了。我想我必须出其不意，反其道而行之。我偏慢慢走去，绕大圈子坐汽车走贵州下广西，从那里到广州，再从广九路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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