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宋清渭回忆录摘录回顾其在福州军区、济南军区任职期间的军队政治工作与历史事件，涉及肃清彭黄影响、将领批斗平反、基层建设、军地协调等内容，体现老党员对党忠诚、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军队政治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综合评分： 45 文章分类： 其他

宋清渭回忆录_岁月纪实

原创

宋清渭 宋清渭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30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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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5.25

宋清渭，1952年至1983年在福州军区工作，1987年11月至1994年10月任济南军区政委、党委书记，1994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3年离休，202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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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有效

P85 1960年冬，福州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贯彻10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继续肃清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影响，同时批斗了党委第二、第三书记韩先楚和刘培善同志。两年后，在为他们两人平反的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时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的叶飞同志，检讨了自己有斗争矛头扩大化的错误。当时，有位军区领导在发言中说：叶飞同志的检讨“具有伟大的气魄”。在后来的一次常委交心会上，韩先楚同志说，我们老同志、老党员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相互之间有啥说啥，并当面指出那位领导同志当时用“具有伟大的气魄”的措词来评价叶飞同志的检讨，是不妥当的。但这位领导同志矢口否认，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韩先楚同志强忍住火气，问常委们还记得不记得，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也许是老首长、老红军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了，有的说当时没有注意，有的说不记得了。韩先楚同志扭头便问在一旁列席做记录的我和史明同志：“你们说说？”这位党委第二书记动了真格的，要党办把那次会议的记录搬出来查，结果一查，记录上确实有这句话。党办工作的严谨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P91 要在军内继续肃清一年前在庐山会议上揭出的“彭黄反党集团”的影响。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刘培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廖海光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3位首长在北京就商量了传达贯彻问题，确定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开到师级单位的党委正、副书记，机关二级部长以上的领导参加。针对纠正政治工作偏向问题，刘培善政委说：“政治部作检查，党委挑担子。”韩先楚说：“书记、副书记都要作检查，不能挑空担子，政治部的检查要具体一点。”11月20日，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会议前期，在军区党委全会内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气氛是正常的。但是这种“四平八稳”的开法似乎不能达到上面预期的目的，不合乎上头的旨意。军委便指示当时在福建省委主持工作的叶飞同志帮助军区开好这次会议。

当时，叶飞同志身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但他主要精力放在抓地方工作上，福州军区的工作主要由韩先楚、刘培善负责，重大问题向叶飞汇报。由于军委有指示，所以叶飞政委就过问了这次会议。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会议揭批的问题很快就集中到了韩、刘两位主要领导同志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求上级的支持，军区派廖海光副政委乘飞机到北京，向军委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军委领导向廖副政委传达了当时已经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指示，说：“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

P92 那些日子，我作为会议的秘书组长，目睹了整个会议的发展变化过程，越来越感到这种做法不妥，越来越看不下去了。我感到，对两位领导同志这种批判斗争法，无论怎么讲也是搞过头了。我与韩、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感情，只是工作关系，应当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直觉，抱着对党、对历史、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鼓足勇气，为两位首长说个公道话。

于是，我提笔给叶飞政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建议：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中，我亲身感受到了这次会议的严重性，感受到了会议的气氛。作为一名军区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我认为对韩、刘首长的批判斗争过火了，他们如果有错误应当批评，甚至可以斗争，但现在这种做法是过分了：一是对他们的定性高了；二是会议的范围大了，扩大到了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市一级；三是会议的时间长了，到今天已经快40天了。我认为会议应当按照党的一贯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达到新的团结，不能无限上纲。建议会议尽快结束并对两位领导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P93 这封信，我是直接呈给廖海光副政委并叶飞政委的。廖副政委事后对我说，他当面就把信交给了叶飞政委。后来有人知道我写了信，为我捏了一把冷汗，并说，这下你可惹祸了，非要一块挨整不可。我说，我又不是出于私心，不怕人整。这封信也可能引起了主持会议的领导的重视，叶飞等领导同志，终于决定12月30日结束会议。当时曾有人说，“宋大炮”这一发重量级的“炮弹”，可能起作用了，促使历时40多天的“马拉松”会议落下了帷幕。

到了1962年1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分组会议上对韩先楚、刘培善同志的问题给予了平反，毛主席在大会讲话时还批评有的领导同志是“霸王别姬”。接着，福州军区也召开了平反大会。

P106 这期间我了解到，基层官兵还很强烈地反映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那就是军婚遭到破坏。听到这件事，我非常气愤，马上组织了专题调查。发现，全团共有27名干部战士的家属、未婚妻被第三者插足，有的离了婚，有的未婚妻吹了灯，有的虽未离婚，但造成了严重的家庭不和。比较突出的是干部、战士家乡比较集中的浙江、江西、福建省的一些地方。这个问题，严重地动摇着军心，损害着军政军民团结，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P122 第一件事，是对二四五团政委的处理。这位政委是1939年入伍的老同志，由军卫生处长改任八十二师二四五团政委的。1968年8月，福州军区组织全区团以上干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他也去了。接见前集体排练唱歌，有句流行的歌词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他不知咋搞的就唱反了。这下可不得了啦，马上就决定不让他参加接见，等候处理。

P141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其中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这之前，福州军区原政委周赤萍因9·13事件已被免职，李志民同志就任军区政委。

就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3个多月，江青一伙背着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下了中发[1974]9号文件。福州军区迫于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压力，开展了一场贯彻所谓中发[1974]9号文件，旨在责难韩先楚、皮定均等领导同志的揭盖子运动。一些人乘机将一些不实之词泼向他们两人。

P143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撤销了中发[1974]9号文件，为韩先楚同志平了反；福州军区也为在贯彻9号文件当中持不同意见、受到打击的同志平了反。1980年，福州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先后作了调整，杨成武在皮定均同志殉职之后，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傅奎清同志由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福州军区政委。

P146 (略)

P152 (为什么不直接说31军，而说厦门驻军？)

我到厦门当(31军)军政委不久，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到这两个小岛上看一看。我想，我们做政治工作的，整天教育部队要献身海岛，如果能亲自到这种环境险恶的小岛上和战士们一块待一待，乐一乐，看一看他们，比坐在家里喊效果要好得多。1984年春夏，在两次有雾的天气里，我悄悄摸进了这两个小岛。岛上的干部战士一见是我上来了，呼啦一下子都围了过来。急得跟我上岛的作训参谋直嚷嚷：快散开，有话进坑道再说。看见自己的政委能和战士们一块在国民党军的眼皮子底下吃饭、聊天，大家那个高兴劲啊，一个个围过来要跟我照相，留纪念。我就和他们照，这是多有意义的政治工作呀。到了傍晚，连长、指导员就催着我们赶快出岛。我说，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得住下来。他们急得没办法，最后对我说：政委，如果你还不放心，我们全连就当着你的面，宣誓给你看。在大家的一再劝阻下，我才没再坚持住下来。因为到夜晚，如果敌人突然压过来，我们想调兵增援都很困难。我走了，也减轻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P155 1965年我在西台山岛和官兵们过了个春节。福鼎县的领导同志听说了，要带着演出队进岛慰问部队。我在电话里劝他们说，海上风浪大，台山岛又没有靠船码头，上岸很困难，县里的心意我们领了，人就不要来了。县委书记说，县里宣传了守岛部队的事迹，大家听了深受感动，一定要上岛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们听说演出队要来，都非常高兴，一大早就在海边用石头垒了靠船上岸的石阶。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远远地看到了船，战士们赶紧列队欢迎。船靠岸了，锣鼓敲打了半天，怎么也不见船上的人下来。原来演出队的人都被海浪晃荡得头晕目眩，吐得一塌糊涂，许多女演员抱头痛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了。我赶紧让营里组织战士们上船，把演员们一个个背到岸上。再看那些女演员，吐得实在可怜，早已哭成了泪人。带队的县委宣传部长，一个劲向我解释，真是不好意思，我们许多人根本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浪。我说没关系，你们能上来就很不简单，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次军民联欢会，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P156 1976年6月，我到一个团的七连蹲点。这个连队是抗美援朝中的英雄连队，曾被授予“祝灵山阻击模范连”荣誉称号，全面建设样样在前，各项工作都比较过硬。但是在连里住了几天，我发现战士们的牢骚并不少，就留心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刚好那几天团里接到师里的通知，说近日内副军长要带着工作组到师里检查验收“四无”达标情况，团里接着就通知各连做好准备。过了两天，团里接到通知说：副军长率工作组今天来我师检查，望做好准备；到了下午又接到通知说：副军长已到我师，现正听取汇报，请做好准备。到了第二天早上又通知说：副军长一行早饭后到团检查，现正在吃饭，望做好准备；早饭后又通知说：工作组已出发，望做好准备…就这样，一次本来很正常的检查活动，搞得部队前后接了6次通知。为了迎接检查，连队在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叠被子、擦窗户、扫地、冲厕所、整猪圈。战士们一边摸黑搞卫生，一边骂娘：他妈的，副军长要来就赶快来呗，磨磨蹭蹭的，让我们一次一次折腾。到了早上，厕所、猪圈都打扫干净了，厕所门口上了岗，怕人进去用脏了；猪全被赶到了营房后边，怕猪在圈里拉屎拉尿达不了标。这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气愤。战士们骂娘骂得好，骂得痛快。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应该骂。

还有一次是1980年10月，我到驻在江西的一个团蹲点。这个团的团长是我60年代当团政委时的警卫员。这天一早，他来到我蹲的连队，陪我吃了早饭，我拉他到院子里走一走。一出门，就看见连队又在集合打扫卫生。我就问他，早上刚打扫过，怎么又要扫？他说：军长要来检查工作，通知说已经从福州上火车了，现在正是秋天落叶的时候，可能他们营里又接到通知搞卫生了吧。我们俩低着头继续走，到了后排宿舍的山墙根下，就听见墙后边一个战士在问连长：连长，到底什么人又要来呀，一天打扫这么多遍卫生？连长也没好气地说，你管他什么人来干啥，叫你扫你就扫，大概是战犯级以上的吧。团长一听就火了，抬腿就要冲过去训人。我一把拉住他说，回去，回去，回去好好想想再说。

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回来之后我都在常委会上讲了，大家听了捧腹大笑，却又不得不扪心思考。我一再告诫自己：基层官兵最厌恶形式主义，千万不能搞。

P161 1953年7月发生的东山岛战斗。东山岛是位于福建厦门与广东汕头之间的一个大岛，形如蝴蝶，它向东98海里就是澎湖列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年7月16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集中1万多兵力，分乘10余艘舰艇，在20多辆水陆坦克和海空军的支援下，突然对我公安边防八十团驻守的东山岛发动进攻。17日，我军紧急调动3个军各一部，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了反击，歼敌3000多人，击沉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并缴获大量武器，我军伤亡800余人。

这次战斗，我们是作为胜仗来宣传的。但国民党军攻上岛以后，杀伤了我许多官兵和百姓，撤离的时候，还抓走了岛上的3000多群众，村里的许多青壮年都被抓走了。后来人们称这里是“寡妇村”、“寡妇岛”。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把这次战斗称作胜仗，还组织了上万民众欢迎“国军凯旋”。

要说教训更为深刻一点的，还要算同一时期发生的南日岛战斗失利。驻守南日岛的是八十三师二四七团。因为全军正在号召学文化，团里只有政治处主任姚思忠在家主持工作，其他领导同志都出岛到文化学校学文化去了。恰在此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发动进攻，结果登岛成功，一下消灭了我们1个多营，还俘虏了我们一二百人。南日岛战斗的失利，受到了中央军委的严厉批评。十兵团也随即召开了一个战评会，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东山岛和南日岛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P163 有一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甚至发展到了疯狂的地步，大搞什么“一人一物运动”：只要能登上沿海陆地，哪怕抓你一只鸡，杀你一条狗，捡你几件衣物，扒上几块地瓜，刮掉几块树皮，都算是取得了胜利，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回去请功领赏。在台湾，蒋军官兵有了这些“战利品”，可以领到1万元台币的“特别结婚费”。在这种变态的功利意识驱使下，有的国民党士兵甚至凶残地割下我被害哨兵的耳朵带回去领赏。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和周围的事例，都是敌情教育的活教材，我经常用来对部队进行教育。

P164 党中央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是要和平统一祖国，这一方面使广大干部战士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官兵滋长和平麻痹思想。作为一名部队政治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

P176 1986年5月，我带济南军区工作组到老山前线，慰问看望即将完成作战任务的某集团军官兵。在和军师领导同志研究部队回撤问题时，我代表军区党委讲了几点意见。我讲了组织一个团、一个师，直至整个集团军摩托化行军和铁路输送需要把握的重要工作环节，顺口引用了一些行军和装卸载的计算数据，在场的一些军事干部都感到意外。事后有人议论说，宋副政委对组织部队军事行动还不外行呢。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这点本事可不是现学现卖的。

1979年西南边境作战时，我们二十九军参战人员表现出色。那年春天，边境上几十万大军激战正酣，中央军委急令福州军区动员几万余官兵到西南边境，补充参战部队。二十九军迅速动员了一万多名干部战士昼夜兼程赶赴西南边境，随兄弟部队到边境作战。这些官兵上去就能打，很有战斗力，60%的人在作战中立功受奖，很受广州部队欢迎。其中从二五八团“青州连”抽调的15名战士，个个打得漂亮。打完了仗，参战部队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留下，还在那里编了一个“青州班”。前线的部队反映说：“福州部队过来的人，不存在思想转弯问题，来了就适应，上去就能打，就敢拼，个个都是好样的。”

P181 1984年6月上旬，在厦门市白鹭宾馆，即福州军区厦门招待所，福建军地领导同志就厦门特区扩大之后涉及驻军的有关问题，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福州军区江拥辉司令员、傅奎清政委，福建省委项南书记、胡平省长，厦门市委陆自奋书记。当时王照望军长正在出访朝鲜，军的领导就只有我参加了会议。

当商谈到厦门岛上部队要不要让出现有的位置时，双方的意见发生了尖锐对立。地方有的同志的意见是，部队现在的驻地大都要辟为旅游点，应该让出来或者干脆全部从岛上撤出来。有部队驻在岛上，外商不敢来投资。军队同志的意见是，现在岛上的驻军并不多，陆海空三军加起来不过几万人，只有当面台湾国民党军的几分之一，而且厦门地区守备任务非常繁重，部队决不能撤出去。现在岛上部队赖以观察据守的一些制高点已经交给了地方，所剩这些哨位住所，只能勉强构成预警防卫体系，原则上不能再动了。会开到这里，双方都互不相让，争论非常激烈。记得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们现在的那些营区营产本来就是地方的嘛，难道你们解放军来福建的时候，还带着房子带着地来的吗？我也没客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敬他：是啊，那些营房都是日本鬼子建的，以后是国民党军队住的，你那时候怎么不跟他们要过来呢？还有现在你们提出来要的那个“白公馆”(即白崇禧公馆)，当年我们攻打它的时候，牺牲了近1个排的战士，那个时候你叫他让出来多好，我们还用得着流血牺牲去打吗？那位同志听了再也不吭声了。

(怼得痛快)

由于军地双方的意见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统一。最后商定，各自向军委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听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厦门驻军任务和部署不变。另外还听到一个传闻，说厦门特区驻军问题的争论反映到中央以后，邓小平同志说：香港回归以后我们还要驻军嘛，厦门面对金门重兵，能不驻军吗？就这样，这场争论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P193 因为思想方法片面、工作作风主观造成的失误太多了。我听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副团长马风成讲了一个挺可笑的事例。他说：“我分管后勤工作时，派了一个连长到团农场当场长，这个同志很认真，农场里养的鸡每死一只他都要向我报告，时间长了，我就觉得这个连长当场长不行，怎么老死鸡呢，不懂管理，就把他换掉了，让另一个人去当场长。这个同志到任后，从来没报告过死鸡的事，我心里挺高兴，认为这个场长选对了，当得不错。到了年底我去农场检查，发现养的鸡少了一半，一了解才知道，死一只他就吃一只，他馋了鸡不死就杀着吃，还说什么这只鸡该退役了，可他从来不向我报告，我还认为他养得不错呢，主观主义真是害死人啊！”

P254 (这页的院主要领导是指林浩)

P270 (指李志民)

P371 1985年，从军区机关到基层连队，都忙于自身的精简整编。这一年及以后的几年，军区部队接连发生了几起震惊军内外的恶性案件，给我和全区部队极大的冲击。1985年秋天，部队刚按新建制合并完毕，军区的安全工作典型、连续10年无事故的步兵某师就发生了重大的盗枪案件。1986年，查出了某师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趁整编之机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违纪案件。1987年，又发生了某集团军战士携带盗窃的手榴弹窜人北京肇事未遂的“苏海案件”。

尤其是1988年发生的某步兵师战士轮奸妇女案、某坦克师的特大盗枪杀人案，影响恶劣，触目惊心。这两起案件发生时，我和李九龙同志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二中全会。会前，接到机关报告：某集团军9名战士参与犯罪。会议刚要结束，又接到机关报告：某坦克师战士张某盗窃枪支，打死打伤战士和公安干警。不到10天接连发生了两起济南军区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恶性案件，使我和李司令员受到了极大震动，深感痛心，实在是坐不住了。接着我们当面向军委领导同志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P381 有一次下部队调查，有一位团领导向我反映，他们两个月内接待了21个师以上机关的工作组，其中只有4个工作组住了一两天，其余都是听听汇报，吃顿饭就走了，搞得部队非常忙乱，难以应付。这种情况真是惊人。处在这种“指导”之下，旅团哪有精力抓基层、基层哪有工夫搞建设呢？

P421 1992年5月，在一次听汇报时听到了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某团政治处副连职保卫干事吴树海，春节期间回安徽风阳老家探亲，他的妻子因为保温瓶爆炸烫伤了腿住院，共花医药费120元，结账时他把家里的全部积蓄和身上带的钱都交了住院费，连返回部队的路费都没有了，还欠医院47元。他只好到镇上火车站做小工，扛了两天麻袋，才还清了欠款，凑够了路费。吴的家属原来是风阳县林怀镇供销社的工人，1991年7月因单位减员下了岗，停发了工资。加上一个两岁的孩子，一家3口全靠吴树海每月百把块钱的工资生活。吴的父亲1983年因为拖拉机翻车，砸断了两根肋骨，本来就干不了重活，加上又遭了水灾，家境非常困难。

听了这件心酸的事，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的干部多好啊！我们的部队就是靠着无数个像吴树海这样的干部，默默承受着家庭的重负，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我们的国家就是靠着无数个像他这样自觉顾全大局、甘愿作出牺牲的公民，才支撑了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前进。想一想我们部队的一个连级干部，竟然连妻子的住院费都掏不起，作为一级党委、一个领导干部，在开支每一笔经费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掂量再掂量，算计再算计吗？我们领导干部的心里，除了要装着党和国家、军队的大事之外，难道还不应该装着广大官兵的疾苦吗？如果不能帮助吴树海这样的干部解决生活困难，保证最低的生活需求，那就是严重的失职。

我反复思考着解决的办法。6月3日，让军区干部部拿出300元福利费给吴树海同志寄了去，并写信慰问。为了解决好类似的实际困难，6月6日，我又给军区曲继宁、蔡仁山副政委和政治部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的想法。并提议军区党委研究采取了两条解决办法。(略)

P485 1990年6月9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干部工作会议。杨白冰主任在讲话时接到下面递给他的一张字条，大致是说济南军区未经请示就超配了一批师职干部。杨主任当场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个军区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超配师职干部。并当场宣布所提拔的这批干部一律无效，要撤销任职命令。参加会议的军区政治部主任姜福堂同志回来向我作了汇报，问这个情况要不要向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我说，要如实汇报。他又问，还有录音，要不要放？我说，也可以放。在6月4日军区党委六届五十六次常委会上，姜主任如实作了汇报并放了录音。有的常委听了汇报和录音后有些担心，主张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向总政治部和军委写出书面检查。我当时想，这事办得是欠周全，但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事情已经出了，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按杨主任指示，妥善处理，认真吸取教训。我和常委一起查找了问题发生的原因、责任及其后果。我最后说，这件事是我提议军区党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由蔡仁山副政委和姜福堂主任具体组织实施的，身为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理应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向上的检讨也由我来写。

当天晚上，我就给总政治部杨白冰主任打电话，讲了军区党委常委集体学习总政治部领导对济南军区批评的情况。我说：对总政治部领导的批评意见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这件事，由我负全部责任，与其他领导同志无关。我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军区党委全会上作检查，并准备以个人名义向总政治部和军委写出检查报告。超配的干部按总政治部指示一律撤销命令，如果有阻力的话，我逐个地去做工作。讲到这里杨主任马上插话说：这件事主要是总结教训，超配干部你们有，我们总部也有，其他大单位也有，批评你们主要是教育大家，引起全军的重视。你们认识了就好，不要写检讨，命令不要撤销了，你也不要在大会上作检查。后来，我还给总政治部李继耐副主任打了电话，再次表示诚恳接受总政治部领导的批评。在7月16日召开的军区党委六届六十次常委会上我又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事后看来，尽管检讨未写，命令也没有撤，但我是有责任、有教训的。因为在1989年11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研究讨论选拔培养年轻干部时，我在发言中提过建议，适当选拔一些年轻优秀的团长、政委，进入到作战师的班子，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共鸣，总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领导同志也说这个建议很好，我就认为这事可以办了。回来实施之前，没有正式向总政治部请示报告，才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这件事情，对我是个深刻教育。

P537 (略)

P550 (略)

P552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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