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是马识途回忆录《在地下》摘录，记录1931至1950年地下党工作经历，涵盖入党、抗日宣传、统战协作及解放后反思，展现革命先辈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历程，强调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建设未来的精神传承。 综合评分： 35 文章分类： 其他

在地下_马识途_摘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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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 马识途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26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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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2 钱大姐在申请表上签上了“介绍人钱瑛”，上级批准人也是签的“组织部长钱瑛”。本来方毅说他可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但由于他不在，也就未写上。钱大姐对我说：“你在南京就已经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经受过考察，候补期可以免去，这一栏就不填了。入党仪式后你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我听了十分高兴。

P182 祝华到长江局开车以后，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但是我听说他工作得很好。从最近读到的童小鹏同志写的回忆周总理的《风雨四十年》一书里就可以证明。那上面记述着祝华在武汉一直给周总理开车，武汉沦陷前夕，在日军的炮声中，把周总理安全地从武汉撤出来，到了沙市。并且在半路上让因汽车抛锚而落荒的白崇禧上车，把周总理和他一起安全送到长沙。后来跟总理到了重庆南方局，听说做了副官。一九四一年春，我从鄂西到重庆向党的南方局汇报工作，在曾家岩“周公馆”外边碰到他，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我们没有打招呼。解放初，他任全国花纱布总公司总经理，到成都来出差，我们才有机会畅叙别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在南方局机关工作，给周恩来同志开车，当副官，还到上海当过“周公馆”的馆长。又随周恩来撤退回延安，后来就转战南北。直到解放。他说他还培养和介绍了他的嫂子入了党，去延安转敌后工作，在一个县妇救会主任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

那以后我又没有了祝华的消息，直到前几年，南方局党史座谈会在重庆举行，我有幸被邀参加。我刚到重庆潘家坪招待所报到，祝华一听说我到了，马上到我的房间里来看我。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觉泪眼模糊地拥抱起来。他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不轻，也说起许多曾经在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受了无妄之灾。但是我们都没有兴趣说这些，他急着拉我去看望南方局的老人童小鹏、张颖、张黎群和许多在红岩村一同战斗过的老人。虽然都是八十开外的龙钟老人，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原来认得的，有的是只闻其名未曾见过的，可都是一见如故，恢复了当初的红岩同志生死与共的亲热感情。似乎有许多年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亲情，要到红岩旧地来加以补偿。

P191 胡绳看到他办的《大众报》在工人中生了根，真正成为大众的报纸，不仅报纸发行多一些了，而且在工人中拥有了一批通讯员，稿源也扩大了，他对我这个“纽带”非常满意，以至对我做工作，和我谈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大有要吸收我入党的倾向。大概是胡绳向组织去问过了吧，他才知道我本来就是党员，因此他想把我调到《大众报》社去工作。

P196 过去我对他们讲抗战，讲到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听不进去，我总觉得是他们的政治觉悟低，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是我太脱离实际。他们每天都在生活重轭下过日子，他们越来越瘦，老板却越来越肥，我却还要他们有力出力，增加生产，这不是帮助老板剥削他们吗？他们怎么会有兴趣来听我说教呢？现在跟他们讲剥削，算细账，一下提高了他们的兴趣，来参加学习的工人越多，越算账，他们的觉悟越提高了。

P213 李宗仁和蒋介石本来一直就有矛盾，他对于重庆国民党下达的各种限制群众抗日活动的命令，常常是阳奉阴违。过不多久，在襄樊，在鄂北各地，以至随县枣阳前线，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似乎比在武汉时还要活跃一些。

P221 我真想在前沿阵地多留几天，这才能采访到好新闻。但是真要大打起来，我又有些害怕，我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同意马上回去。我和那些可爱的广西小战士们依依惜别，他们也对我颇有好感的样子，竟然送给我一件他们前不久缴获的战利品，一面日本小国旗。那面小旗的四角处用毛笔写着“武运久长”四个字，旗帜中间用毛笔签满了日本的人名。这面旗上已经有弹孔，还渗着血印。他们说，这是从一个敌兵身上搜到的，他在冲锋时被我们打死了。

P232 最叫我激动的是，老张站在一个坟头上说：“同志们，伙计们，今晚上我们又到这里开会来了。上一回我们是在这里散的，这一回还是到这里聚起来。

周围都在细声地说：“是呀，是呀。”

老张说：“上一回我在这里说过：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还会回来。今晚上你们看，我们又回来了。上级派这位老陈同志回来了。”

大家都说：“回来了，是回来了。”

老张说：“我还要告诉埋在我们脚下的战友们，我们又回来了。”

大家都以沉默来寄托自己的悲痛。站在我身边的“歪把式”他们，都用手擦眼泪。

老张打破大家的沉默，问大家：“回来了没有？”

周围的人都举起手来，高呼：“回来了！”“回来了！”

这声音传得很远，传进树林，传过高山，传进深谷，传过溪流。真的，我仿佛觉得，那树林，那高山，那深谷，那河流都在说：“回来了！”

P241 蒋元果然不久就丢了县长的差事。后来一直没有见过他。直到解放后不久，广西桂林有人来“内调”，了解蒋元的情况。看样子认为他是李宗仁的亲信，在南漳又做过国民党的县长，反革命嫌疑。我负责地把他在南漳做县长和我们合作，并且掩护我脱险的事说了。可能李云汉也做了证明，他算是安然无事。他后来写信来表示感谢，说他担任桂林市政协的副秘书长。

P247-P248 (略)

P273 过了四十几年，我收到河口党史办公室转来两个农民党员的来信，告诉我老三姐的情况，我才知道老三姐原姓杜，已经于解放前去世了。她一直盼望穷人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她竟然没有能够等到。但是我相信她会瞑目的，因为她在生前曾经告诉过我：“好日子我是等不到了，你们是会看到的。”

P281 但是我不知道在解放以后，在土改中，是如何对待这个大地主的，但愿没有把他当成恶霸加以镇压吧。我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在我后来工作过的一些地方，比如四川，在解放后土改镇反中，老区来的某些同志，不了解地下党活动的情况，不听我们的劝告，把和我们建立过统战关系、曾经支持过我们活动的开明人士逮捕判刑，有的甚至被镇压了。他们的家属骂我们无情无义，过河拆桥，我们是非常痛心的。甚至那些被派遣到敌人营垒里去工作的党员和进步分子，也有被镇压了的，不被镇压则被反复审查，没完没了，一生坎坷。许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然而已是垂垂老矣。当时我们提意见的同志，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累次被批判思想右倾，立场不稳。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国统区，既无政权，又无武装，不依靠群众和统一战线，我们怎么能开展工作并取得胜利？

P283 (略)

P283 解放后，我在北京钱大姐家里曾见过魏泽同，听说在内务部做司长。钱大姐说，魏泽同在延安被“抢救”时，出于无奈，乱咬了人，大家已经谅解。不过一个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受得了拷打枪毙，为什么在自己人面前却受不住煎熬？听起来钱大姐有批评他的意思。我想也是，最多是一死，为什么一受煎熬就乱咬同志？那在国民党监狱里还经得住考验吗？

P691 并非多余的话(后记)

年过九十，衰老紧逼，癌魔威胁，没有能够阻止我写出这本记录我的二十年(1931–1950)生活足迹的《在地下》。

这二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富色彩的二十年。

这二十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灭亡或者新生的二十年。

这二十年，是中国人民被列强压迫与侵略，在血泪与死亡中奋起抗争，前仆后继，终于走向自我解放的二十年。

我写这本书，是想以一个人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我写这本书，是想以之纪念那些和我一块战斗英勇牺牲的战友和亲人。

我写这本书，是想告诉新时代的人们，我们老一辈人，那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我写这本书，是想让现在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更没有将来。

我写这本书，更想告诉后来人，多难兴邦，新中国来之不易。必须百倍努力地建设它，必须千倍努力地保卫它。

兴之所至，再写一首七言绝句，以申我怀:

疾风暴雨说人生， 衣有征尘夹血痕。 多难兴邦须记取， 中华复兴望来人。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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