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档详细介绍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因违反秘密工作纪律（使用本名进行职业掩护、与同乡往来）被特务逮捕并叛变的过程，以及党组织如何通过及时疏散和调整工作方针（停止群众斗争、保存干部、迎接解放）来应对危机、避免更大损失。钱大姐在听取汇报后，果断命令所有与蒲华辅有联系的干部撤退至香港，并总结了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综合评分： 0 文章分类： 其他

在地下_马识途_摘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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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 马识途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23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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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钱大姐来了。她看到我终于平安到达香港，很高兴地和我紧紧握手，但是我仍然发现她那饱经忧患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忧虑和不安。她拿出纸烟来点上，深深地吸着，皱着眉头，严肃地看着我。

我没有开始汇报前，首先解释我之所以没有通过我在香港的通信处，不合纪律地直接找到这里来的缘故。她打断我的话说：“这且不说了，你先说说你们川康特委党组织被特务破坏的情况吧。老蒲是不是被捕叛变了。堵漏洞堵得怎么样了？”

我说：“大姐，我先说个大概，再详细汇报。第一，老蒲的确被捕叛变了。第二，漏洞已经堵住了，除了老蒲直接领导的统战和军事方面的少数党员外，成都市委和各地工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都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进行疏散，敌人再也没有能突破我们的防线，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当然，特委委员华健因为老蒲带着尾巴去找他，不幸和老蒲同时被捕了。”

钱大姐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气，眉头也松开了。她得知敌人虽然凶恶地一下突入进我们的领导核心，却没有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各级组织得到保全，没有多少同志被捕，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她的脸色变得祥和起来。她忽然喊陈大哥：“老陈，中午做点好吃的吧，给老马洗尘。我也在这里吃。”

于是我从容地向她做了详细的汇报。

我们后来得知被破坏的过程是，重庆刘国定这个叛徒，供出他认识成都川康特委书记姓郑。特务头子率领大批特务，到成都来寻找这个老郑。当时我们已经从内线得知有特务头子到成都来了，蒲华辅听了却满不在乎，他说他的公开职业用的名字姓蒲，并不姓郑，特务到哪里去找姓郑的？后来我们又听说特务把刘国定弄到成都来了，天天坐起吉普车满街乱转，想要找到老郑。而刘国定是认识老郑的。可是老郑还是不在意，他说只要他少上大街，不会碰到刘国定，就没有事。谁知他却忘记了，他过去和刘国定在一起工作时，刘国定虽然只知道他叫老郑，却无意中得知他是铜梁人。这个情况我们是不了解的。后来才得知，特务就是从这么一点线索，专门从外地调了一个铜梁籍的特务到成都来，在铜梁同乡人中串门，打听有哪些同乡人在成都工作，终于找到他化名蒲华辅(实际上这是他的本名，老郑才是他的化名)教书的学校和他的住址。而老郑在这一点上违反了秘密工作的纪律，一是用本名做职业掩护的名字，二是和不同政治色彩的同乡人往来，他竟浑然不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我们理应不知道)。结果老蒲就栽在这一点疏忽上。甚至他已经被特务钉住梢了，他还没有感觉到，竟然通知我和他在一个茶馆见面。要不是我警觉，知道情况不对，把两个钉着我的特务甩掉。否则，我也会被抓住了。但他终竟贸然找特委委员老华见面，致使老华被捕。

把大致情况汇报后，我问钱大姐，她是不是批准老蒲召集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川南、川北、西昌、川康边几个工委的领导同志在成都召开川康特委扩大工作会议？她说：“没有。怎么哪？”我说，我以为他已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才开这样的会议呢。老蒲那一阵，就是忙着这个会议的准备，他已经通知各地的领导同志到成都来，有的同志已经到成都了。如果我们在他已经被特务钉住的情况下，在成都开这样的会，那就会被一网打尽了。

钱大姐吃惊地看着我，她已经连抽几支烟卷，她把快抽完的烟头灭了，又重新点上一支，皱着眉抽着，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她叹气地说：“这就清楚了，老蒲之所以不想到乡下隐蔽，原来他是想开这样的会。这样的时候还开这样规模的会，真是麻痹到家了，怎能不出大娄子？这次是特务操之过急，你们才没有出更大的娄子。”

我把出事后我们在成都组织疏散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

钱大姐还没有等我汇报完，便插话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疏散工作，挡住了敌人向你们冲击的第一股浪潮，稳住了自己的队伍。但是疏散工作做得还不彻底，还有漏洞。比如成都市委的领导干部，虽然疏散隐蔽了，有的却还留在成都，还有出险的可能。不要说老蒲已经叛变，出卖了组织；就是他很坚定，没有出问题，根据秘密工作原则，所有被捕党员认识的下级领导同志，一律都要撤退，才可能彻底堵住漏洞。特委领导惟一留下的王宇光现在只是转移到重庆，老蒲叛变，自然会告诉特务，并且和特务一起到重庆，千方百计找王宇光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只撤退到重庆也不行，老蒲认识他，而且知道他是跛子。敌人要在重庆查找一个像他那个样子的跛子，是不难的。”

我还想解释，说：“全把他们撤走了，成都和重庆正在展开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怎么好？特委总不能没有领导人留下，我没有回去前，由老王隐蔽在重庆乡下，进行遥控指挥…”

钱大姐马上打断我的话，她简直有些生气了，说：“不行。你们现在还在不停地进行群众斗争，你们真是不要脑袋了。现在全国的形势已经大变，我们的一切斗争形式，都要随之改变。打倒敌人的任务，主要由就要入川的解放大军承担。他们会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扫荡四川的残敌。再也不需要你们去斗争，不需要你们去牺牲了。你们必须保存力量，每一个人都应该保存。你们的工作应该是积蓄力量，搜集资料，搞策反等等。不能再去搞运动、搞斗争。要赶快改变工作方法，改变工作方式。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迎接解放，最要紧的是保存干部，准备参加接管。除了组织群众保护城市，护厂护校，保存机关档案，进行策反外，别的都不要做了。更不能再去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引来敌人疯狂的镇压。现在最宝贵的就是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更多的干部的牺牲了。”她又点燃一支烟，说：“形势改变了，你们老是不改，还是老一套。现在你们之间无论牺牲任何一个人，都会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

P651 她认为老蒲这次之所以不接受领导的指示和大家的劝告，不愿意马上到乡下去隐蔽起来，就是和他想要开成一个大会，成立一个大的机构来迎接解放，想论功行赏，坐把金交椅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竟然坚持要开那么危险的会议？她说：“已经有许多明显迹象表明敌人已经下决心要来破坏川康特委，而且重庆大叛徒刘国定已经到了成都，并且我已经命令他立刻下乡，他却不走。过去我就知道他在思想上已经发生变化，安于城市享受(说到这里，她提到上次老蒲到上海汇报工作时，竟提出要到杭州去玩一下的事)，不愿意下乡去吃苦。他还要找出许多理由来搪塞，以为可以侥幸，短时间内可能没有问题。结果敌人全力进攻时，就出了大问题。所以他的叛变也不是偶然的。幸得敌人失算，没有等到你们开大会时才下手。真要那样，你们就会被一网打尽，全军覆没了。所以说你们能活出来，党组织得以保全，倒是万分侥幸呢。”

钱大姐帮我分析到这里，真是叫我出了一身汗。我不得不检讨，去年我从香港回去后，没有准确地向老蒲传达钱大姐的命令。我，一个副书记，怎么好向书记传达说如果他不走，就要把他撤下去呢？我检讨我之所以不敢把钱大姐这句话传达给他，显然是出于个人的患得患失，怕引起他的猜忌。这当然还是个人主义在作怪。钱大姐同意我的检讨，不过她也理解我当时的实际困难，体谅我的处境，没有更多责备。很显然的，如果我真的向老蒲转达了，以老蒲这个人当时的思想境界，他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呢？他也许会想，我出于个人目的，告了他的状，想把他搞下去自己取而代之，那不就造成不团结吗？钱大姐补充说：“其实鉴于他当时的危险处境，我那时就应该下决心调他到香港来汇报工作，把他留在香港。这样也许就没有这场祸事了。”

接着她布置起来，凡是老蒲认识的领导干部，全部撤退到香港。成都重庆两市的群众斗争全停下来，改变我们工作方针。我说：“好，我马上回去执行。”

她说：“不行，你绝对不能回去了，那太危险。我们另外派交通员马上飞重庆，进行传达。你这两个月够辛苦了，休息一下，再准备准备。等你们后面的同志到香港后，进行工作总结，包括这次大事故的总结。”

钱大姐办事十分果断，当天就布置第二天派一位叫徐涧秋的女同志坐飞机到重庆，找王宇光传达。王宇光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正在重庆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让他通知在成都的市委领导同志和认识老蒲的其他同志尽快全部撤退到香港。过了半个月，他们都平安地到了香港。陈大哥把我们安排在九龙一间民房里，钱大姐来和大家见了面表示慰问。她再三询问，当得知应该撤退或隐蔽的同志都已经安顿好了，坚守岗位的同志已经得到通知，把工作转变到迎接解放的工作上来以后，她那一直紧锁着的眉头才展开，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钱大姐把我们集中住在那里，是要我们进行工作总结，特别是总结这一次的事故。我们把前因后果都谈清楚了，教训当然是深刻的。幸喜及时堵住了漏洞，避免了已经落到我们川康特委党组织头上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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