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是马识途创作的地下斗争题材小说节选，讲述主人公在身份暴露后通过智取照片、伪造证件、伪装商人等系列操作成功撤离成都的过程。详细描写了与保长周旋获取照片、自制假身份证件、利用三青团身份掩护通过检查站等实战经验，展现了地下工作者在严峻环境下的应变策略与斗争智慧。 综合评分： 85 文章分类： 实战经验

在地下_马识途_摘录(10)

原创

马识途 马识途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17日 00: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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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冒这个险吧。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我原住地后边菜园地外边，仔细观察隔着菜地的那栋破烂平房。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我径直走到篱笆门外往平房里看去，没有一点动静。我大起胆子走进去喊保长，他出来了，似乎根本不记得我了，问有什么事。我说是办身份证的事。我把前天的一张报纸拿出来，指着报上一条消息给他看，说：“你看嘛，我的内当家从重庆回成都过年，在内江出了车祸，我要赶到内江去。这出门没有证明不行，不知道我在保长这里办的身份证，办妥了没有？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问过，你告诉她叫我今天来办。”

他好像想起来了，说：“哦，有这回事。你叫什么名字，我这里还有好几个没有办呢。”他到里屋去拿出一沓纸张来，我拿过手翻了一下，果然翻到了我填的表和那张照片。我说：“就是这一张。”保长说：“哎呀，今天恐怕我还没有工夫去办呢，过几天来吧。”

我知道他又想敲我的钱了。我故意着急地说：“我明天就要走，还是麻烦你今天替我跑一趟吧。”说着我摸出五块银元来交到他的手里，说：“这点跑路的辛苦钱，你就收下吧。”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他马上笑脸相向，说：“那好吧，我今天上午就替你跑一趟。”

我假意告辞出来，过一会又返回去，对保长说：“哦，我看你也忙，拿到区里说不定又被他们压下。我想起在市政府民政局有认得的朋友，不如我拿去直接找他办一下，还快一点。我明天是非去内江不可呀。”

那保长拿到我的银元，又不要他跑路，乐得。他把我的表格和照片拿出来给我，说：“也好，真的，区里那些办事的人，手续也多得很。你自己能在市政府找到熟人办，快得多。”

“是呀，是呀，快得多。”我拿起表格和照片赶忙告辞出来了。

我把照片拿到手，心里老大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抬头看一下菜园南边那座公馆，想象在那平房里，说不定正埋伏着特务等我上钩呢，然而就在不过二百米远的地方，我安然地站在这里呢。我不能太高兴地在这里久留，还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我匆匆地回到王德伟的家。王德伟见我平安回了家，也很高兴。

现在要紧的是我得赶快离开成都了。我当然明白我的严峻的处境，必须和敌人斗智斗勇。我要改变身份，化装出走。

我想了一个假名字，自己动手做起假身份证明来。我把照片贴在老洪给我的空白身份证明上，用毛笔填好假名字、籍贯、住址、职业等等，然后自己来压钢印。用一个和真身份证上钢印相当大小的药瓶盖子，压在身份证我的照片上，用重力锤下，钢印的圆圈就有了。再用铁钎细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压出钢印字痕来。模模糊糊，晃眼一看，真像压得不深的钢印呢。至于红印，那就更好办。用药瓶盖子沾上印泥，然后在这圆圈里用蜡纸刻写上字，用印泥一抹，假印就做成了。在晚上的灯下晃眼一看，是看不出破绽来的。

我用的假名字是“张司光”。我在写这三个字的时候，有意写得可以用毛笔轻轻一改就成为“张同先”。这是我将来自有妙用的秘密，连王德伟我也没有告诉她。籍贯是河南，住地填的是一个偏远小巷的某门牌号的附几号。职业，已经由王德伟为我设计好，是做四川猪鬃出口生意的行商，一个公司的襄理。

现在轮到王德伟来把我打扮成为猪鬃出口商人了。她除了给我准备一套商人惯常穿的丝棉长袍，中式扎结带缎裤，罗宋呢帽外，还特别给我准备了一个黑色有些磨白的皮包。皮包里装有《工商导报》上剪下来的种种商业行情表，有商业往来信件，有各个商行请吃饭的请柬。当然，我作为一个通达贸易公司襄理的名片若干张，已经由王德伟去街上赶印出来。王德伟叫我穿戴起来，夹上大皮包，在屋里走几步，一个猪鬃出口商就做成了。我不仅衣着仪表像个大商人，我带的各种物件也和大商人相称。这还不行，我在蒲华辅被捕后早已把自己的面容改变了，修整了发式，刮了原来留的小胡子，眼镜架也已换成假金架子，很难认出我的原来面目了。不过王德伟提醒我，要把猪鬃行情表背得相当熟，一般商情也要知道一些，说起来不外行。

下一步就是怎么平安地走出成都了。我知道过这一关很难，特务不会不在出成都的一切关口，特别是到重庆去的始发站牛市口汽车站严密把守，照叛徒提供的我的面目捉拿我。我虽然刮了胡须，换了眼镜，改了装束，换了姓名身份，但还是不能大意。敌人是宁肯错抓三千，不肯走漏一个的。找车子的事就要靠王德伟的合伙人王先生出力了。

P631 王先生出去活动了两天，终于找到一部他的好朋友开的跑成渝线的商车。他说他的一个开商车的朋友，正要送成华大学一批学生回内江去过年，后天就要动身。这是成华大学的三青团部来找他包的车。他问我是不是坐他这个朋友的车上路。

王德伟一听就皱眉头，她说：“那怎么好？坐车的人一定是一些三青团分子，你和他们坐一个车好吗？”我说：“正好。说不定路上还可以借他们的光，少一些麻烦呢。”

事情就这么定了。临行前王德伟对我说，她现在手头很紧，拿不出让我去香港的路费，但是她给我一封信，叫我到重庆海关去找她的一个叫黄毅的朋友，他见到信会给我钱，并且托他妥善安排我去香港。我问王德伟，这个人可靠吗？她说他们有十几二十年的交情，她认为是可靠的。她特别提到他曾是东北抗联的人，抗战前就是党员，在中东铁路上做地下交通，战斗中失去了关系。他精通俄文，后来回到关内，考进国民党机关，给苏联援华空军做了俄文翻译，后来进了重庆海关。他和国民党各方面的人有往来。他很想和党重新联系上，她要我去和他谈谈，至少可以建立统战关系。我想也好，在重庆又多一个掩护关系也是好的。

第二天，我照王德伟安排的穿戴起来，夹上了皮包，和王先生一路，到他的朋友家去上车。王先生特别要他的朋友一路上照顾我。我上车后，车子直接开到成华大学，那一群大学生已经等在门口。他们上车后，车老板给包车的学生头儿介绍，说我是他的亲戚，也是回内江，搭个便车。这当然没有问题。

车子上路后开往牛市口。路上有宪兵拦住车，有便衣特务上车来检查，叫大家拿出身份证来。那个看来像是学生头儿的学生很不耐烦地说：“检查什么？我们都是成华大学三青团的，回内江过年的。”他把一个证件拿出来在特务面前亮了一下，我猜想那可能是特务认可的派司，只见上车来检查的特务一副另眼相看的样子，点着头下车去了。那头儿一边催车老板：“走啊，走啊。”他一边把车门拉上，车子开了。我原来担心这个检查最严的检查站，会让旅客一个一个下车去接受检查。像我这样三十岁上下的人，一定是他们盘查的主要对象，说不好就留下来检查证件。我的身份证是经不起仔细核验的。我没有想到这么顺当地通过了检查站，果然是借了三青团的光。

车子当天下午到了内江，大家下了车，我也向车老板告别，表示感谢。我不敢在内江住旅馆，好在我除了一个皮包，什么行李也没有。我夹起皮包找到一部正停在街边揽客的军车，丝毫没有和他讲价钱，就上了他的车。那军人很客气地把我安排在司机舱里坐下，不一会儿军车就开了。因为军车搭客，是军人挣外水，他们也不愿晚上在县城过夜，自己找麻烦，便在永川前面一个小镇上停下过夜。小镇上小旅馆争着来拉客，叫嚷的条件就是，晚上夜深不回来，随便吃烟赌钱嫖女人，也没有人来检查的。于是我又沾了这些旅客的光，自己早早上床睡觉，谁也没有来打扰，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上，车子到了重庆青木关。这又是一个驻有宪兵和特务的检查站，不好过关的。但是开军车的军人比我们还害怕，军车搭客找外水，宪兵是要查的。他的车还没有进青木关，就叫旅客们：“下车，下车。自己搭公共汽车进城。”有的旅客在埋怨，带着大包小包，怎么能搭公共汽车呢？那军人不管，自己开车走了。这对我来说，却是太好了，正合我意。我夹起皮包下车，慢悠悠地走进青木关街上，像是本地人一样地走过检查站。我看到许多汽车正停在那里，旅客们正下车接受检查呢。我轻松地走到市内公共汽车站，上车进城去了。

我没有想到，我就这么轻松地走出成都，这么平安地进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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