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该文档以历史社会学视角分析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潜在影响，借鉴巴林顿·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框架，指出AI可能通过淘汰中产阶级引发政治体制分化：或走向民主化赋能公民社会，或形成国家与科技巨头联盟的数字威权主义。报告强调需通过数据所有权、算法透明度等政策选择避免数字封建主义，呼吁建立新社会契约实现财富公平分配。 综合评分： 80 文章分类： 政策法规,社会治理,AI安全,技术标准,安全建设

数字路径：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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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007 所长007

蓝军开源情报

2026年5月1日 07:49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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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6年4月17日，趋势研究与咨询机构发表文章《数字路径：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常常在乌托邦式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末日般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很大程度上将辩论局限于计算机科学和直接的经济冲击领域。

然而，要真正理解人工智能革命的规模，我们必须超越算法和服务器集群的局限，转向历史社会学。当一项技术从根本上重塑生产方式时，它必然也会重塑社会契约。为了理解我们当前的全球发展轨迹，我们不能依赖预测编码。我们必须重新拾起那些曾用于剖析上一次重大变革——工业革命——的分析工具。

将巴林顿·摩尔二世的开创性著作《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方法论应用于数字时代，便可清晰地看到一幅图景。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转变；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它将决定21世纪的政治体制。

经济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正在积极地为未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奠定基础，迫使我们思考：这个新时代究竟会成为伟大的民主化推动者，还是威权控制的终极工具？

本报告《数字路径：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英文原文21页。加入蓝军开源情报知识星球，免费下载本文原文及完整6100字译文。需要报告联系电话：19118805880（微信同号）。

关键词：数字路径；人工智能；通用技术；认知自动化；“铁与黑麦”

这是蓝军开源情报的第 579期分享

编译 l 所长007

来源 l 蓝军开源情报（ID：Lanjunqingbao） 转载请联系授权（微信号：19118805880）

一、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和行业基准

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辩论的焦点，但仅仅将其视为一项技术创新则忽略了其本质。它代表着一种通用技术——就像电力或蒸汽机的发明一样——它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横向渗透到社会、经济乃至安全等各个领域。这种转变的规模是巨大的。麦肯锡和普华永道等咨询公司的预测表明，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为全球经济注入15.7万亿美元，使全球GDP增长14%。

这些数据凸显了一个超越表面现象的现实：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在调整现有系统，它正在从根本上颠覆和重塑这些系统。我们随处可见这种变革的迹象，从医疗保健领域诊断准确性的提高和教育领域的个性化课程，到因自动化和裁员而发生的劳动力市场变革。

这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范式转变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生产方式从人力和畜力转向机器动力（蒸汽动力），开启了历史上第一个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且与人口增长无关的时期。19世纪初，全球贸易量微乎其微，但工业化推动的大规模生产使全球出口到1913年约占世界总产出的8-9%。

因此，供需平衡超越了国界，转变为真正的全球市场体系。经济基础设施的显著扩张自然导致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工业革命之前，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且分布分散。工厂制度的兴起促使人们向城市迁移。在英国，19世纪的城市化率从20%急剧上升至70%。

二、从蒸汽动力到认知自动化的结构性变革

人口密度的增加，加上资本所有权的转移，使得政治的本质不再由贵族精英独揽。随着资产阶级崛起成为新的经济力量，工人阶级人数不断增长，这两个群体都在政治舞台上开辟空间，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种动态为大众政党的兴起和选举权的扩大奠定了基础，1832年的《改革法案》便是例证。

最终，由蒸汽机引发的变革不仅重塑了工厂车间，也重塑了议会和社会契约。如今，人工智能有望成为类似的催化剂。它不仅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算法，还有可能改变外交、文化和治理的运作机制。

尽管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像19世纪那样引发深刻变革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数据无疑指向结构性变革。尽管新闻警告称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类似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局面，但其通过实际案例呈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高盛报告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近3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中60%的就业岗位将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或变革。这些数字所揭示的远不止是行业效率的提升；它们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分层结构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三、中产阶级的过时与数字利维坦

那么，经济基础设施的这种巨大转变将如何重塑政治上层建筑？我们在历史社会学中找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框架，尤其是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代表作《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摩尔认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农民阶级的消亡以及土地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特定联盟决定了国家最终走向民主还是独裁。他那句著名的格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在人工智能时代值得重新审视。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一个类似于摩尔淘汰农民的进程，但这一次，它淘汰的是白领中产阶级。如果认知自动化使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多余，那么民主制度主要支柱的崩溃可能会将全球政治推向一条更加专制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国家的本能反应与历史上的“国家理性”原则相符。其核心动机很简单：确保系统连续性，避免混乱。然而，人工智能赋予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监控能力。

四、未来的分歧：民主之路与威权之路

我们再次面临摩尔提出的历史性分歧：民主之路，人工智能将效率民主化，赋能公民社会，并增强透明度；威权之路，国家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作为压制和绝对控制的工具，并将其合理化为抵御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内乱等系统性威胁的防御手段。

目前，国家对治理能力的焦虑正使天平向第二条道路倾斜——一种安全凌驾于自由之上的集中式模式。尽管人工智能自动化日常和认知任务被誉为一项技术胜利，但其另一面却揭示了结构性失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的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将有83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而新增岗位仅为6900万个。这种净损失表明劳动力市场无疑正在萎缩，并且存在严重的技能错配。

常规岗位的消亡与摩尔分析的英国圈地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8世纪，涌入城市的无地农民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后备劳动力，也是潜在反抗的温床。如今，被人工智能淘汰的大量人群正成为数字时代新的无产者。这条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是发展中国家，其青年人口众多。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全球青年失业率已经是成年人的三倍。人工智能通过消除入门级岗位——年轻人赖以进入职场的阶梯——只会加剧这种鸿沟。摩尔在《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将农民纳入社会（如中国和俄罗斯的例子所示）必然会导致农民起义和革命暴力。

五、数字封建主义与新的“铁与黑麦”联盟

如今，尤其是在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受过教育却失业的青年人的困境，与摩尔笔下农民的社会特征如出一辙：他们是一群渴望彻底变革的大众。摩尔认为，当旧秩序（劳动密集型经济）崩溃，而新的、包容性的秩序（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又未能取而代之时，由此产生的真空必然会被暴力和极端主义所填补。

因此，青年人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统计数据；从摩尔的视角来看，它是一个政治火药桶。如果各国未能将人工智能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于资助或再培训这些“冗余”的群体，历史先例表明，这部分人群要么会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炮灰，要么会成为引发混乱且难以预料的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摩尔最初的分析聚焦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土地所有权、农奴制、佃农制——如何决定政治体制。当我们把这种视角投射到21世纪时，会发现数据取代了土地，算法生产取代了农业生产。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摩尔剖析的封建或半封建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今，科技巨头们已成为这些数字领域的新主人。与此同时，数十亿用户如同现代农奴，生产内容或仅仅留下数字足迹，任由他人宰割，却对他们创造的价值没有任何所有权。

数字封建主义假说通过摩尔的阶级联盟理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新的统治阶级——科技精英——将如何与国家互动？摩尔观察到，在英国，土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达成的妥协——无论多么充满争议——最终催生了民主。相反，在德国，这些阶级之间的“铁与黑麦联盟”却走向了威权主义道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自上而下革命的风险。

科技巨头和国家机器可能基于数据垄断和安全需求而结盟，将我们引向摩尔所说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利益交换显而易见：国家给予科技公司监管豁免权和市场保护；作为回报，这些公司提供监控公民和通过算法审查操纵反对派的能力。这是摩尔在德国和日本发现的“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数字化版本——这种现代化巩固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联系，同时系统性地排斥了公民社会。

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位巨擘查尔斯·蒂利曾提出现代国家形成与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为了发动战争，国家必须征税并控制民众，而这种必要性催生了现代官僚机构。人工智能革命将蒂利的国家构建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如今，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准不再是火炮和弹道，而是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

传统国家负责守卫实体边界，而人工智能赋能的国家则可以守卫——甚至操控——认知边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契约。在摩尔时代，国家通过征税和征兵来换取理论上的安全。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通过获取数据来换取可预测性。但这种可预测性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预测性警务和旨在预防社会动荡的算法等工具，正在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转变为前所未有的预防性和全方位性。曾经用来镇压摩尔农民起义的蛮力，正被一种无形的、无处不在的数字纪律所取代。这是米歇尔·福柯的全景监狱，升级到了硅谷时代。国家正在从一个镇压叛乱的实体演变为一个彻底消除叛乱可能性的实体。这种动态使得民主所必需的摩擦和协商成为不可能，从而催生了一种无摩擦、高效但本质上不自由的治理模式。

六、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滞后的痛苦

巴林顿·摩尔特别强调了后发现代化的痛苦。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快速的、国家强制推行的工业化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引发了革命。如今，那些经历人工智能革命滞后的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北美和西欧（或许也包括中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国，而全球南方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消费者——或者更糟，沦为数据殖民地。

在摩尔看来，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种外来强加的技术标准。这扼杀了本土资产阶级（本土科技阶层）的发展，将国内精英阶层转变为严重依赖全球科技巨头的买办阶层。

更重要的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失业危机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相碰撞时，可能会引发摩尔所警告的那种平民化和反资本主义的反弹。如果像印度、巴西或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呼叫中心、装配线）失去竞争优势，由此产生的经济冲击可能会使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堪重负。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不会被视为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被视为大规模贫困的引擎。摩尔认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地位焦虑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而这种焦虑很容易助长现代新卢德运动，或者导致人们倒退回极端民族主义或宗教复辟主义。

在撰写《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时，摩尔的核心关注点很简单：谁来承担向现代化转型的代价？在民主国家，这种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摊销，并且相对减轻；在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中，债务是通过暴力消灭农民来偿还的。

人工智能革命向人类提出了类似的账单。这一次，谁来买单？是日渐式微的中产阶级？是被数据殖民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被剥夺了隐私的个人？摩尔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提供决定论式的蓝图；相反，它强调了选择和联盟的关键性。

如果说19世纪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民主权利与贵族阶级斗争，那么21世纪也需要类似的斗争。这一次，斗争的焦点不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数据所有权、算法透明度和认知主权。如果各国效仿摩尔的威权主义道路——将人工智能仅仅视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工具，并与大型科技公司秘密缔结数字领域的铁腕联盟——那么21世纪的政治特征很可能就是数字极权主义。

然而，还有另一种选择。如果公民社会、工会和新兴的认知无产阶级能够联合起来，要求民主监督，我们或许可以缔造一份新的社会契约——或许可以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和财产等机制——从而扩大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的分配。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并非命运的安排，而是一个政策博弈的战场。正如摩尔所指出的，所有激进的变革都始于暴力，但暴力的方向和结果取决于社会阶层的政治选择以及他们所建立的联盟。人类目前面临着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杠杆点。这种杠杆作用究竟会提升民主，还是会巩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独裁统治，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政治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七、结论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形态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动态，而非技术本身。摩尔向我们展示，通往现代民主的道路充满了激烈的、往往是暴力的阶级利益斗争，正如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是由精英合作和对民众的系统性镇压铺就的一样。

如今，参与者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型科技公司取代了土地贵族，数据取代了耕地，失业的认知型劳动者取代了流离失所的农民，但其根本的结构性力量依然如故。如果我们屈服于技术决定论，允许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让国家安全机构和垄断科技巨头来主导转型的条件，那么数字时代最终将演变成一种无摩擦但绝对的极权主义。

然而，认识到这一历史相似性是我们最大的保障。如今，责任落在了新的民主联盟身上：一个具有数字化意识的公民社会、有组织的劳工以及正在崛起的认知型劳动力，他们都要求认知主权和算法收益的公平再分配。

蒸汽机缔造了现代世界，但人类的政治选择决定了谁被碾压在车轮下，谁又掌控着它的航向。当我们站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将允许它塑造怎样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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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蓝军开源情报 所长007 所长007《数字路径：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