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报告系统分析巴西军事AI发展现状,指出其呈现碎片化推进、战略缺位特征,面临资金不足、组织分散、人才短缺三大瓶颈。西方通过认知塑造、规则输出与技术嵌入构建控制体系,全球南方国家在AI军事化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风险。建议加强顶层设计与体系整合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综合评分: 78 文章分类: 威胁情报,政策法规,解决方案,安全建设,其他
开源情报|国际动态|德欧“防务AI观察”报告揭示巴西军事智能化困境及其对全球南方战略格局的启示
原创
玄道 玄道
JANE网络安全与开源情报研究院
2026年4月6日 14:39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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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ragmented Efforts: Defense AI in Brasil》由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下属“防务人工智能观察站”(Defense AI Observatory, DAIO)于2026年发布(DAIO Study 26/34)。报告系统梳理了巴西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现状、制度结构、资金投入与应用实践,指出其整体呈现“碎片化推进、战略缺位”的特征。文件同时揭示拉美地区在军事AI领域的普遍滞后状态,并隐含对未来全球军用AI竞争格局的预判。
一、基本内容
该报告围绕巴西军事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制度结构与现实应用展开系统性梳理,其核心判断在于:尽管巴西拥有拉美地区最为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一,并具备一定的科研与产业基础,但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方面仍缺乏统一的国家级战略设计与跨军种协同机制,整体呈现出分散推进、路径不清、能力难以规模化的特征。这种状态并非单一技术问题,而是长期预算结构、威胁认知以及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
(1)总体发展状况
报告明确指出,巴西军事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推进模式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即由各军种、各单位乃至个体自发推动若干局部项目,而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统一协调机制。这种状况导致技术路线分散、资源配置低效,难以形成规模化能力与体系优势。
从区域背景来看,拉丁美洲长期被界定为“无大规模战争风险的和平区”,这一安全环境直接削弱了各国对军事现代化的紧迫性认知。报告指出,过去约四十年间,该地区国防支出普遍维持在GDP 1%左右甚至更低水平,这一结构性低投入直接限制了高技术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扩展。
在具体投入层面,报告通过对巴西空军AI实验室(LabIA)等项目的分析推测,当前巴西用于军事AI的年度投入仅处于“低个位至低两位数百万美元区间”,这一规模与主要军事强国相比存在数量级差距。这种资金约束不仅影响技术研发本身,也限制了基础设施建设(如数据中心、算力平台)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
总体而言,巴西军事AI发展呈现出“三低一散”的结构特征:投入低、整合度低、应用层级低,以及体系分散。
(2)三军AI应用方向
报告对巴西陆、海、空三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细致划分,显示出明显的“各自为战”格局,同时也反映出不同军种在任务需求与技术路径上的差异。
在陆军方面,人工智能主要被用于数据处理与分析、网络防御以及行政支持系统。例如,陆军已在信息系统中引入AI模型,用于加速情报数据处理,并在网络防御中通过算法识别异常流量与潜在攻击行为。此外,陆军还开发了用于公众服务的智能问答系统(如MAX),体现出AI首先在非作战领域落地的特点。
空军则更侧重于将AI应用于装备维护与作战保障领域。其重点包括通过算法优化飞机维护流程、提升机队管理效率,以及利用AI分析卫星与无人机图像数据以支持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同时,AI也被用于任务规划、路径优化以及搜救行动中的目标识别等场景,从而提高行动效率与响应速度。
海军的应用重点则集中在后勤与决策支持层面。AI被用于优化供应链与装备生命周期管理,同时在作战中通过算法整合多源传感器数据,为指挥人员提供辅助决策支持。此外,AI在电子战领域也开始发挥作用,例如识别敌方雷达或声呐信号特征,以提升态势感知能力。
尽管应用场景逐步扩展,但三军在AI使用上具有一个共同原则,即人工智能主要承担“辅助与支持”角色,而非直接参与作战决策。报告特别强调,巴西军方在制度层面严格限制AI获取决策权,尤其是在涉及致命行动的场景中,必须由人类保持最终控制权。这一取向体现出明显的保守与审慎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AI在高端作战中的应用深度。
(3)制度与政策框架
在国家层面,巴西的国防政策体系主要由《国家防务政策》(PND)、《国家防务战略》(END)以及《国防白皮书》三大文件构成。这些文件构成了巴西防务发展的顶层框架,但报告指出,其中对人工智能的涉及仍较为有限,仅将其视为与量子计算、虚拟现实等并列的“潜在颠覆性技术”,缺乏明确的发展路径与实施方案。
尽管如此,近年来已有初步进展。例如,2024年巴西陆军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指令》,成为首个专门针对军事AI应用的制度性文件。该文件提出将AI纳入陆军信息系统(SINFOEx)与作战信息系统(SINFOTER),并明确其在作战、后勤与决策支持中的应用方向。同时,该指令强调必须掌握关键技术,以提升作战效率与应对现代冲突的能力。
在原则层面,该指令确立了若干核心规范:一是坚持人类对关键决策的控制权;二是对自主致命系统实施严格限制;三是强调伦理、法律与安全合规。这些原则与西方国家当前推动的“负责任AI”框架高度一致。
在立法层面,巴西国会正在推进《AI法案2338/2023》,旨在建立国家级人工智能监管体系(SIA)。该法案将对高风险技术(如自动驾驶、身份识别系统等)实施更严格监管,并明确禁止某些类型的自主武器系统。这一法律框架一旦落地,将对军事AI发展产生直接约束作用。
总体来看,巴西在制度层面已开始构建AI治理体系,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统一的国防AI战略与跨军种协调机制。
(4)技术与产业基础
报告指出,巴西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明显的“能力与需求错位”问题。一方面,其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众多,具备一定研究能力,在拉美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军方需求不明确且规模有限,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军事能力。
在工业层面,巴西拥有较为完善的国防工业基础。例如,航空工业企业Embraer已在库存管理与新技术验证平台中引入AI技术,通过测试平台评估中等成熟度技术的应用潜力。然而,这类应用主要集中在生产与管理环节,尚未形成大规模军用AI能力。
同时,报告指出巴西在核心技术上仍高度依赖外国体系。例如,在引进瑞典Gripen战斗机时,其内置AI系统的实际控制权与技术获取程度仍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依赖关系意味着,即便装备具备AI能力,巴西也未必能够完全掌握其核心技术与数据体系。
因此,尽管产业基础存在,但缺乏统一需求牵引与自主技术体系,使得整体发展呈现“量有余而质不足”的特点。
(5)关键问题
报告最终将巴西军事AI发展的主要瓶颈归纳为三大结构性问题:
第一,长期资金不足。国防预算占GDP比例低且优先用于传统装备项目(如战机、潜艇等),导致AI等新兴领域难以获得持续投入,从而限制了技术积累与规模化应用。
第二,组织体系碎片化。三军各自推进AI项目,缺乏统一协调机构与联合发展机制,导致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难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第三,专业人才短缺。当前具备AI开发与应用能力的军事人员数量有限,相关培训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支撑未来大规模应用需求。
此外,报告还指出,巴西强调“国家主权”与数据保护,限制数据共享与国际合作。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安全,但也削弱了与外部技术体系的协同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瓶颈。
整体来看,该报告通过多维度分析揭示了巴西军事AI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在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的情况下,由于战略缺位、资源约束与制度分散,其技术潜力尚未转化为体系能力。
二、分析研判
(1)发布主体意图与战略指向
该报告由德国防务研究体系主导发布,其背后依托德国联邦国防军数字与技术研究中心(dtec.bw)以及欧盟“NextGenerationEU”资金框架,这一组合本身即体现出典型的欧洲安全—技术复合体运作逻辑。从组织结构上看,其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处于“政策研究—技术验证—军事应用”一体化链条中的前端环节,具有明显的战略导向属性。
从意图层面分析,该报告至少包含三重递进式战略目标。首先,在认知层面,通过对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军事人工智能能力的系统性评估,刻意突出其“碎片化”“低水平”状态,从而构建一个可供欧洲内部对照的“低基准样本”。这一操作本质上是通过外部对标强化内部紧迫感,为欧洲防务AI整合与预算扩张提供论证依据。
其次,在规则层面,该报告通过梳理巴西在AI伦理、法律与治理方面的“保守路径”,间接为西方主导的AI治理框架在全球南方的推广提供案例支撑。通过塑造“负责任AI”“人类控制”等叙事,该体系试图在尚未形成自主技术路线的国家中提前嵌入规则依赖,从源头锁定其发展路径。
再次,在技术与产业层面,该类“能力评估报告”本质上构成一种前置性舆论与认知铺垫,为后续军工合作、技术输出乃至体系嵌入创造条件。通过明确指出巴西在关键技术上的不足与依赖空间,西方可以在后续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将技术输出转化为控制链条。
从整体逻辑来看,这一过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路径,即“认知塑造—规则输出—技术嵌入”。其核心并不在于单一国家评估,而在于为西方在全球南方的技术扩展与制度塑造提供系统化工具。
(2)西方体系协同动向
从报告所反映的信息可以看出,欧洲防务体系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形成高度协同的复合型运作结构,其运作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科研与军方深度融合的协同机制。以德国为代表,其高校、研究机构与军方项目之间已实现高度绑定,例如报告中提及的GhostPlay项目,即通过学术机构承载概念验证与算法研发,再由军方进行应用转化。这种模式使科研不再是独立体系,而成为军事能力生成链条的一部分,从而显著提升技术转化效率。
其次是规范输出机制。欧洲在报告中反复强调“伦理AI”“人类控制”“合法合规”等概念,这种话语体系并非中立,而是具有明显的战略约束功能。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国际规则与规范体系,将人工智能特别是自主武器的发展边界提前锁定,从而限制后发国家在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领域实现跨越式突破。这种“以规则锁技术”的路径,本质上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技术竞争优势。
再次是技术绑定机制。欧洲通过军工出口,将人工智能能力嵌入装备体系之中,例如Gripen战斗机及其电子战系统、空防系统等。这种嵌入并不仅是功能输出,更重要的是通过软件架构、数据接口与升级体系,构建长期依赖关系。一旦形成这种依赖,采购国在后续升级、维护乃至数据使用上均受制于供应方,从而实现隐性控制。
上述机制的协同运作,依托多个主体共同完成,包括欧洲大型军工企业(如Saab、MBDA)、欧盟科研资金体系以及北约技术标准网络。这些主体在功能上形成分工,但在战略上高度一致,共同推动欧洲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体系化布局。
从结构上看,这种模式正在构建一种“双重锁定机制”:一方面通过伦理与法律框架实现“软性军控”,另一方面通过装备与技术体系实现“硬性依赖”。二者叠加,构成对后发国家的长期约束结构。
(3)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该报告聚焦巴西,但其所体现的结构性趋势对中国具有明显的外溢影响,并将在多个层面产生连锁效应。
首先,在全球南方层面,拉美国家军事人工智能发展滞后,将直接削弱技术扩散与合作深度。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南方不仅是市场,更是技术生态构建的重要节点。一旦这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状态,将难以形成与中国技术体系相匹配的应用场景,从而制约“南南合作”的纵深发展。
其次,在规则层面,西方通过报告与政策工具推动的“禁止自主武器”“强化人类控制”等议题,一旦在拉美国家制度化,将形成对非西方技术路径的外部约束。这种约束并非直接针对单一国家,而是通过多边规则网络对特定技术路线形成系统性围堵,从而压缩发展空间。
再次,在产业与供应链层面,欧洲通过军工出口与技术嵌入构建AI生态,将逐步占据拉美市场关键节点。这种占位不仅体现在装备销售上,更体现在数据接口、算法平台与维护体系的绑定上。一旦形成稳定结构,中国相关技术与装备进入该市场的难度将显著提升。
最后,在数据与标准层面,西方正在通过“数据保护”“伦理规范”等话语争夺AI发展规则的制定权。由于人工智能高度依赖数据与算法,一旦标准体系被锁定,后发国家即便具备技术能力,也将受制于规则体系,从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位置。
(4)结构性判断
从该报告所揭示的现实情况出发,可以得出更具深层意义的结构性结论。
首先,拉美国家的技术滞后并非单纯能力不足,而是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结构之中,即“低威胁认知—低国防投入—低技术发展”的循环。这种结构使其难以形成内生性的技术突破动力,从而在全球技术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其次,西方体系并未试图在短期内显著提升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而是维持其“有限能力、可控发展”的状态。这种策略既可避免区域安全格局发生不可控变化,又可确保技术与规则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自身手中。
再次,人工智能在这一结构中的作用已发生本质变化。其不再只是武器或装备层面的技术,而是贯穿于算法、数据、决策与体系运作的核心基础设施。谁掌握算法训练、数据流通与标准制定,谁就掌握了未来军事体系的控制权。
因此,未来竞争的本质将不再是单一技术或装备的对比,而是体系之间的对抗,即一方通过规则、技术与产业构建压制结构,另一方则必须通过体系整合与自主能力建设实现反压制。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将成为最核心的战略支点,其意义远超传统意义上的武器技术。
三、结语
该报告所揭示的,并非单一国家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迟滞问题,而是全球南方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所处结构性位置的集中体现。巴西案例显示,在缺乏外部安全压力与内部战略统筹的双重条件下,即便具备一定工业基础与科研能力,人工智能也难以从“辅助工具”跃升为“体系核心”,更无法转化为战略性力量。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固化了技术边缘化状态,使其长期停留在全球军事技术分工的低端环节。
更为关键的是,报告隐含反映出当前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层转变。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技术变量,而是重构军事体系、重塑权力结构的核心支点。围绕AI所展开的,不只是能力建设竞争,更是规则制定权、数据控制权与技术生态主导权的系统性博弈。西方通过标准输出、技术嵌入与制度塑造所构建的,是一种具有延展性的控制体系,其影响将远超传统军备竞争范畴。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若持续沿袭“低投入—低整合—低应用”的路径,将在未来智能化战争体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安全与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外部结构性约束。巴西的现实状态,正是这一趋势的先行样本,其所呈现的问题具有高度普遍性与前瞻性。
因此,可以判断,未来军事竞争的本质将由“装备差距”转向“体系差距”,由“单点突破”转向“整体压制”。人工智能作为关键变量,其意义不在于单一技术优势,而在于是否能够嵌入国家整体战略体系,形成跨领域、跨层级、跨结构的综合能力。在这一进程中,任何缺乏顶层统筹与集中推进的体系,都将难以在新一轮技术—安全重构中占据主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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